杨家驹：须知傲雪凌霜质 不是繁华队里身

认识杨家驹老先生之前，我确信自己还没见过倔强得如此可爱的人。用“可爱”来形容一位老人似乎显得有失恭敬，可是，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的感受。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倔强背后的“傲雪凌霜质”和“不是繁华队里身”。

不寻常的开场白

杨老今年八十四岁，按说，这正是子孙绕膝、在家里享清福的年纪，可杨老不然，但凡工作日，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位于林科院六层的办公室中(这要感谢所里的关心和同志们的热情相助)。我问他，您每天跟这些眼花缭乱的木材信息打交道，就不觉得枯燥?他说：“要是觉得枯燥，我早就不来了。”语气自然而轻快。

此刻，杨老就坐在我的面前，他身后是一个老式书橱，上面摆着各种关于木材的书籍。他面前的办公桌上，铺满了白花花的稿件，他说自己的一本书要再版，正在修订。

杨老是安徽人，说话带点儿安徽口音，话匣子刚打开，他就告诉了我关于他的一件趣事。也正是这件事让我知道杨老的性格有多么耿直，倘若将其理解为“倔强”也未尝不可，只是这倔强却着实有些“可爱”。

“我1988年退休，当时正担任木材研究室的副主任，而且时间已经不短。虽然是副主任，但由于主任位置空缺，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这一年，所领导要提拔我，让我当‘名副其实’的主任，我说我不当。为什么不当呢?因为基于木材研究的深广，我曾建议在力学组设立两个点搞基础研究，一个点两个人，而且要综合性大学或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但所里不给配备，这个主任我就没当。很多人劝我别这么较真，让你当主任你都不当。我说不行，我偏不当。后来，我推荐了两位‘主任’人选。”

杨老的语气很干脆，尤其是那句“我偏不当”，俨然一副不屈的架势，惹得我止不住笑。杨老敢这样对抗上级，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然是段佳话，可在当时，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儿，而且得罪的是上级领导。我不禁更加疑惑，杨老既然已经退休，怎么又回到了林科院?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件在红木行业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红木》国标的那些事儿

1997年，林业部科技司给木材工业研究所下达了文件，要求研究所制定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红木标准。至于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标准，还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原因。“文革时‘破四旧’，老物件砸的砸，烧的烧，当然也包括老家具。后来实行改革开放，慢慢人们手中有了闲钱，再加上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问世后反响很大，人们意识到红木家具并不是‘四旧’，而是优秀的华夏红木文化。由此，一部分人开始购买、收藏红木家具。但是，红木到底有哪些树种?购买者不晓得，厂家也不清楚，那时候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个红木标准就显得极为迫切。

“但上面没拨经费，只有1000元的报酬费，这些钱连往各地跑的路费都不够，在职人员都不愿接这个任务。那时候我退休已经将近十年，就揽下了这个差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资金问题。制定这个标准需要到全国各地去了解木材，还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大大小小的会，进行学者座谈并对生产红木家具的工厂进行访问。这些都要用钱。我想到了拉赞助，最后找到几个，如上海思蓝家具厂、广东特高木业公司。为了回报，我也帮他们合理归类木材。

我还清楚地记得哪个会是哪个厂家赞助的。广州的会是由特高木业公司赞助的。上海大会套小会，是由上海木材工业研究所和上海红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赞助的。北京则是由北京紫檀博物馆赞助。”

有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杨老便亦步亦趋地开始摸索。当时老字号“龙顺成”的库房里堆着从各地收集来的破旧老家具，杨老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再有，故宫里的家具不可胜数，虽说从家具上取材行不通，却有不少修复古家具时留下的老碎料，这又是一个突破口。于是，他打算从这两点下手。

接下来杨老把搜集来的木样逐一鉴定，初步确定树种名称后，同国外的一些木材馆取得联系，向他们索要木样。那些“老外”留给杨老的印象是，“挺够意思，都挺配合”。就这样，从无到有，酝酿了三年。2000年，《红木》国家标准终于呱呱坠地。

2006年，该标准获得了第一届国家标准三等奖。这个三等奖的含金量不容小觑，因为这是首次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都参与的综合性评奖。杨老多年来业绩颇佳，发表合作和个人写作的论文68篇，专著22本。共获得不同大小的8项奖励，并首次发现7项木材解剖特征。如今圈内提到杨老，都会冠以“《红木》国标第一起草人”的称号。现在，将这个过程写出来固然简单，但倘若回到制定标准的当初，按部就班地重走一遍，那么，其中的酸甜苦辣一定又别有另一番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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