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磨的明式家具

江南，天然地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看不完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赏不尽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近乡人似月，远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满眼的接天莲叶，映日荷花，还有女人在浣纱。

思凡梦苏州，为一场前世今生，青衫泪湿。水畔的阊门，2500年前就埋下相遇的伏笔。在泼墨山水画里，解读隐身在硬木里几百年的秘密，期许隔代隔世的飘逸和俊朗。

百年的乌啼，千年的风霜，枫桥边的小令，杨柳岸的缠绵往事。不说也罢，在雨中摇一柄桂桨，刹那间，历历在目当初的夜晚。也不妨，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个家，官帽椅上，百转千回，频频回首，为斯人独憔悴，看胥水绕城流。

那江南独有的气息，充塞于虎丘塔下的长街雨巷，在口为昆曲，在手为苏作，在眼为园林。这些水乡文化的结晶，一脉相承，各表一枝，熠熠生辉，四方为之倾倒。精、巧、简、雅说的就是园林、昆曲和明式家具，这三宝都是水的回声和影子，再现的是水的魅力。

苏作的皇宫

明式家具的正宗是苏作，诞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些家具流向皇宫，流向富豪之家，流向四面八方，被冠以“苏式”的称谓。苏作精于选材，格调简练大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比例适度。

殊不知，故宫就是典型的苏作，总设计师是来自苏州香山的蒯祥，成祖、英宗、代宗、宪宗四位皇帝的营造总管。对苏作的赞美故宫恰可当之。苏作一般是有脑子的苏州人滥觞，有钱的徽州人光大，朱棣就是安徽凤阳人，可不其然。朱棣建都缘何找苏州香山帮?

洪武初年，富甲一方的沈万三被朱棣父亲朱元璋抄家，抄没的财产中的条凳、桌椅、螺钿、剔红最妙，天下皆知，这些东西自然都归朱皇帝家所有。沈万三就是苏州人，朱棣应该有点印象，这是个大案。

苏作精细考究，稍有偏差，都可能破相。北方粗人干不了这活，苏匠心灵手巧，椅子或凳做完之后，他们将同样的几只作品，放在地面上按先后顺序移动一段距离，其脚印的大小、腿与腿之间的间距，整齐划一，不差分毫，这叫“掉五门”，神乎其技。

苏州工久负盛名，天下木匠看苏州，苏州木匠出太仓，太仓木匠在璜泾。于是，为明朝廷建都做工的大多征自璜泾。故宫内的家具在造型、线条、比例等方面都与太仓的家具相仿，其实璜泾木工把自己的家具搬到了皇帝家，上升为皇家用品。

皇帝要最好的，还要省钱。马未都说：“苏州工匠干完活，地上没有木头只有刨花，一点都不浪费木料。”平日里每当木材不足，匠师们以便宜的杂木为骨架，在上面粘贴贵重硬木薄板，边缘棱角处不露破绽，看上去是完整的硬木，其实是以次充好，玩了个调包计，这就是包镶工艺。苏作的桌椅常用红木仿竹节，比整木雕镂或开光费工费时，但既有典雅、空透的效果，又能节省木材。苏州工是成本核算的大师，一座故宫省下来的钱流水似的，精明的永乐岂能不用?

成祖、英宗、代宗、宪宗对苏作还只是欣赏，熹宗朱由校则干脆自己动手。他喜欢做木工，政事交给大臣负责。和唐伯虎一样，朱由校不愿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想在玩乐中陶醉。适逢朝廷对中极殿、皇极殿和建极殿进行重造，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整个工程中皇帝都亲临现场指导，忙得不亦乐乎，要是朱元璋在世，他肯定挨一顿胖揍。当时工匠们造出来的床都极为笨重，费原料，样式也极普通。他就亲自设计图样，动手锯木钉板，立刻就做出一张新床。床架上镂刻着各种花纹，床板还能折叠，便于移动携带，众匠称妙。

窃以为，其手法可能就是苏作，他改进的可能就是苏州的拔步床。拔步床也称八步床，显示其巨大，其独特之处是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间小木屋，虽在室内使用，但宛如一间独立的小房子。这样的形制自然难以移动，需要便携化。皇帝的成功，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苏州工。

嘉靖年间，严氏父子被抄家，光床就有640张，其中拔步床近200张。《金瓶梅》里，买一个丫环5两银子，一张拔步床16两。媒人介绍孟玉楼给西门庆就特意说她有两张拔步床，那拔步床就如同今天的奔驰车一样，是财富的象征。严家有的200张拔步床，每张床应该不止16两。官家如此，帝王家更不必说，沿运河而上的苏作，首先是供应宫廷。

建筑是生活的容器，故宫的大框架是苏作，充斥在细部里面的家具是苏作。几百年后，从小在这个江南的大房子中长大的清朝帝王，自然被潜移默化地熏陶，这样，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是从小就注定的命运。马未都早年去苏州，看到当地的农妇抱着孩子，指着床上的雕刻说，这是花，这是草。这样情景，难道不会发生在故宫里?乾隆的奶妈也会说，这是花，这是草，长大了你去江南看真的，顺口说，还可以在那里讨个媳妇回来。

长大后，七下江南顺理成章。但光看还不够，还要弄回去。乾隆南巡，每次都带画师随行，将喜爱的江南景色摹绘成图，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南京的瞻园、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和苏州的狮子林，都在圆明园中一一重新造了一座；杭州的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西湖十景，干脆实景仿制，景名照搬。还在颐和园里建了条苏州街，专供皇帝一家人逛市游览。

清代皇家不停地造园子，一直到亡国，这样深的情结源于从小就暗藏于心的江南梦。

凝固的昆曲

乾隆酷爱昆曲，即位之初就开始在紫禁城里修建戏台，一千多号人为皇上唱戏。外出巡幸时，扬州盐商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为何乾隆酷爱昆曲?因为昆曲就是可以唱的苏作。

起源于苏州昆山的昆曲，是百戏之祖，曲调婉转悠扬，有“水磨腔”之称。“水磨”一词就来源于苏作术语。苏州工做硬木家具，用锉槽，加水磨，就是说用水沙纸磨出来的木材，非常细腻优美。而昆曲，经过魏良辅采百家之长，创编的水磨腔，婉转绵长，高雅精致，就如同用水磨出来的上品家具一样。

由此可见，昆曲、苏作有一个共同点：雅致，这是江南文化的特点，雅是提炼出来的，需要打磨得妥帖幽远。苏作和昆曲都是文化制造，美的制造，诗的制造。不妨说，苏作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有声的苏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互相声援。凝固的昆曲，唱响的家具，一样的从容，一样的优雅，一样的滋味。两者都是江南人对美的梦想，是宁静致远的生活主张。

做工和材质达到一流并不难，有耐心和钱就行，但韵味才是一件作品的精髓。心中没有小桥流水，家具就没有江南韵味，没有附加值。有的家具之所以平庸，就是缺乏水的灵气，缺乏水磨腔的低吟浅唱表达的细腻婉转。人们要欣赏的不仅仅是物，是美丽的木料，而是托物言的志，家具没有志，它就是空洞的，缺乏生命力。

苏作从昆曲里取经，节奏，韵律感，对称与均衡都移植过来，耳朵里听来的灵感，不知不觉就流到手上了。昆曲是雅的，家具也是雅的，懂昆曲，就容易懂家具。主人怡然自得，和家具浑然一体，也就陶醉在昆曲的意境中。

水养了人，养了木，养了园子，也养了昆曲，它给这一切以生命，而这一切都是在赞颂水的柔弱胜强。

浓缩的园林

江南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明清的苏州比北京、南京还繁华，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浑若云锦。它的地价最高，上交的税收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苏州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桃花坞木版画等，引领潮流。连皇帝都几乎成了苏州人，住苏式的房子，用苏式的家具，穿苏州的丝绸，听苏州的音乐，游苏州的园林，吃苏州的大米，爱苏州的女人。

显然，苏州制造换回来大量财富。首先体现在穿着上，明朝人钱泳看到，不论贵富贫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文绣。其次造园子。苏州人性本爱丘山，造园成为风尚，《吴风录》写道：“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文人对园林更是情有独钟，唐寅、文震亨、段玉裁、汪琬、吴嘉淦、薛雪、袁学澜等都有自己的园子，精心呵护，如同是他们的小妾。

园里少不了小桥流水，小桥流水是清雅、委婉之风，反映在家具上，是轻巧俊秀。同是太师椅，广作则体大、雄伟、满身雕饰;苏作则轻简、素雅。正宗的苏作不论大小，都没用一颗钉子，而是以榫卯技艺来结合部件，追求的是浑然一体的自然。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动静结合，苏作也是虚实相生，暗香浮动，有声有色，耐人寻味。

园是搬不动的，但苏作承载了园子的种种美妙，它把园的精髓以浓缩的形式流传四方。如果觉得光坐坐家具不过瘾，那就像皇帝一样在家里建一个苏州园林，这个大家具，包罗万象，仪态万千，可以让一家人、甚至亲朋好友一起来享受天堂里的种种美好。

水殿风来，余音绕梁，从容坐久，花落满庭。利玛窦来华，亲眼目睹之后，衷心赞叹中国人把生活的细节提高到艺术的高度。

物化的诗文

皇帝点状元青睐苏州人。明清两朝204名状元，34个是苏州人。毛主席说状元中的大多数没有多少出息，但主要是指他们在政治上无大的作为。无用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琴棋书画，红袖添香，把生活品出味来，榨出汁来，也不算闲着。原本文人，何必多管闲事。

苏州的文化敏感是多年逐渐沉淀出来的，非一日之功，品位、格调、境界的细腻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张履祥言苏州人“地不娴弓马，天不授膂力”，而“文胜其质”。山西人的理想是做商人，苏州人的理想是作文人。苏州民俗，妇女祭奠太妈，献酒，拜伏，说，今夜献过太妈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养子像陆南、王涣、文征明。生子当如文征明，而不是被流放的沈万三、杀美女的孙武，是苏州妇女的梦想。文征明精通书画，文笔遍天下，九十高龄还为人写字，未待写完，端坐而逝，非常彻底的文人。

仇英早年为漆工，后来刻苦学习，竟成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画家往往影响了家具的风格。宋画中大量出现玫瑰椅，细直棍相交结，穿插合理，比例协调，空间分割有度，疏而不散，密而不挤，细朗清瘦的气质极像瘦金体，奠定了明式家具简洁隽秀的基调。明式家具就是一幅幅精美的画，富于含蓄、内敛、空灵之美，是吴门画派的投影。

书法的笔墨意趣和审美直接启发了苏作的造型。如四出头官帽椅的搭脑，极像柳体字的“一”字;四不出头南官帽椅的后腿上斜角，极像柳字的顿笔转折处;内翻马蹄足的桌腿造型，酷像书法中的顿笔提钩，鼓腿彭牙式的床腿，与颜体字的横折弯钩一模一样；扶手椅上扶手，就是字帖上的那个“捺”。混同家具，神形兼备，这是象形文字的独门功夫。

明代家具独特的观赏价值，不仅因为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的质朴典雅，更在于文人将书画嵌入其中。祝枝山、文征明就书写诗文于两把官帽椅椅背上，周天球在自己使用的一件文椅上刻了一首诗：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文人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使苏作拥有了精神价值。文人纵论家具，曹明仲著有《格古要论》，文震亨著有《长物志》，高濂著有《遵生八笺》，屠隆著有《考盘余事》和《游具雅编》，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王昕、王思义著有《三才图绘》，戈汕著有《蝶几图》等等，都是着眼于家具的风格与审美，这是文人的偏好。

有文人痴心得不计成本，他把工匠请进家养起来，几十张地做下去，直到磨出自己满意的一把椅子。磨是文人爱美的展现，原本就是进行各种艺术创作的常态。最终磨出像样的东西来，是对江南千年文化的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