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烧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分工。其它如绫、罗、纱、绸、明彩缎、雕漆、细木器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数不胜数。
明代前期，从事手工业的艺人较前代有所增多，技艺亦高前代一筹。明代沈德符《蔽帚斋余谈》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以古敌。”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介绍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窖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中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壁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柱治商嵌及歙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明张岱《陶庵梦忆》中也有类似记载：“吴中技绝，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鬻鬻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勾勒数刀，价以两计。”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卷三介绍说：“徐守素、蒋彻、李信修补古铜器如神。邹英学于蒋彻，亦次之，小木高手。”这些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即晚代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家具艺术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发展，尽管匠师们没有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他们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他们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艺术做出了贡献，是当然的艺术家。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明代黄成所编著的《髹饰录》一书，全面论述了漆工艺的历史及工艺、分类和特点等。这些工艺在明代漆家具上都有所体现，是一部研究工作漆工史的重要著作，直到现在仍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万历年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屏座类等。第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摺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它如选材、榫卯结构、家具尺寸、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记述。《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体系。
三 海外贸易为明式家具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代前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手工业的繁荣，加上当时罗盘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的提高、气象的观测、地图的绘制及航路的勘探，给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明代海外贸易主要是日本、吕宋、南洋各国和东南亚各国。中国与日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已很频繁，至今在日本正仓院还珍藏着我国的唐代家具实物。明代初期，中国和日本政府间还订有条约，规定日本向中国十年一贡。这种朝贡，实际上是一种勘合贸易。其中的倭漆家具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甚至中国漆有仿制日本器物者。《遵生八笺》中“香几”条介绍说：“若书案头所置小几，惟倭制佳绝。其式一板为面，长二尺，阔一尺二寸，高三寸余，上嵌金银片子花鸟四簇树石。几面横设小档二条，用泥金涂之，下用四牙，四足牙口掺金铜滚阳线，镶铃，持之甚轻。”《长物志》卷六“台几”条介绍：“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价俱甚贵。近时访旧式为之，亦有佳者，以至尊彝之属，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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