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他的故宫博物院

新旧社会的更迭远远没有身边的文物更能引起王世襄的注意，王世襄曾经无数次地表示，自己对政治一点也不敏感。是的，在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等不同政权的走马灯似的更迭中，王世襄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少年时，有鸽子、蛐蛐的相陪，青年时，有自己喜爱的文物事业为伴。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他也能够在祖国西南的文化重镇李庄偏安一隅做研究。如今，新中国成立了，一切事物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他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热情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故宫博物院。

但是，不关心政治的王世襄却躲不过政治的风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世襄遭遇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

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王世襄为追回大量国宝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使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国。这本应是王世襄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事情，却不料反让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成为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1951年，王世襄正在广西南宁附近参加土改运动，当时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王世襄所在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田汉。“三反”运动一开始，王世襄就与其他故宫工作人员一道被紧急召回北京。

火车到站后，却不能回家，有专用卡车送大家去故宫暂住。第二天，所有故宫博物院的人分别被送到东岳庙、白云观两处学习。

王世襄被送往东岳庙，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则是逼供。当时的工作队纠集了一帮年轻气盛的小伙子，组成了“三反”工作队，又被称为“打虎英雄”。他们用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审讯王世襄。

王世襄官宦世家出身，又在国民党政权时代教育部的清损会工作，加之他曾经收回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并且又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等，其中每一个单独的原因都可能成为审讯人的借口，更何况这么多疑点都聚集在王世襄一个人身上。于是，王世襄成为审查对象中的重中之重。

对于这一重要可疑分子，当时的“三反”工作组成员自然特殊对待。在这些“打虎英雄”眼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群居一处，但是对于王世襄这样“罪大恶极”的分子，给予单间待遇——单独囚禁一室。

为了尽早完成“三反”运动，为了完成“打虎”的既定数量目标，“打虎英雄”采取了各种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即所谓的“逼供信”。王世襄作为重要的清算对象，一来到东岳庙，便遭遇到“逼供信”这样的硬手段对待。十几个“打虎英雄”轮番上阵，对王世襄又是恐吓，又是拍桌子，勒令王世襄交代问题。王世襄实在没有问题可以交代，“打虎英雄”们便采取夜以继日、轮班逼供的方式，搞“疲劳轰炸”战术。

很多人在这样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开始屈打成招。其中，有一个是王世襄比较熟悉的同事李连镗。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却喜欢收集一些小东西，于是，一些荷包、烟囊、扇套等不登大雅之堂，只在街头地摊中才可以寻觅到的小物件成为李连镗的收藏目标，王世襄曾经看到他在街头买过一些。在“打虎英雄”们的恐吓威逼下，李连镗承受不住了，只得将自己平日里攒钱买下来收藏的小物件送呈工作队，并声称这是从故宫偷来的。于是李连镗成为了“模范”，并受到了工作队的表扬，工作队号召大家向李连镗学习，及早交代自己的问题。

王世襄生性耿直，又深信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李连镗的东西是自己买的，不是偷的，如果硬要说是偷的，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世襄认为，“三反”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如果有假盗贼承认犯罪，那岂不是有真盗宝犯逍遥法外?

于是天真的王世襄跑到工作队，特别说明此事。谁料，这下捅了马蜂窝，工作队刚刚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岂能容王世襄在这里胡言乱语?第二天，工作队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王世襄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东岳庙大殿前神道正中央摆了一个桌子，设为宣判者席位。“打虎队员”们命令王世襄跪在神道正中央的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工作队领导上台宣读对王世襄的判决，认为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不交代，而且还破坏别人交代，罪不容诛。当时东岳庙内站满了围观的人，在“打虎英雄”的带领下，上千人喊着“打倒王世襄”的口号。

曾经的世家弟子，北京城内赫赫有名的顽主，一向只和有趣的事物打交道的王世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从未受过如此大的侮辱。他跪在地上，心中五味杂陈。

旋即，他又听到了工作队对他的宣判，王世襄被告知，他罪大恶极，已经上报上级，一经批示，便立即执行枪决。王世襄心中涌起了自杀的念头，认为与其让别人枪毙，不如自己上吊自杀结束得痛快。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王世襄想通了，不能自杀，绝对不能自杀，一旦真的死了，便会落下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自己，却是一件亏心事也没有做，那岂不是蒙受了不白之冤，而自己去世后，谁又会为自己清洗罪名?因此，自杀万万使不得，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因此，他对自己说：不论我受何种冲击，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污蔑，我坚决要求自己坚强、坚强、再坚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

正是这一夜辗转悟出来的道理，让他在此后大大小小的历次运动中，不管遭遇多么大的委屈和侮辱，总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乐观活下去。

“三反”工作队猖狂叫嚣的死亡判决书一直没有下来，王世襄就在东岳庙继续备受煎熬。在那些“打虎英雄”的眼中，王世襄没有贪污罪行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短短几年间，从国外运回来七批文物，多次往返平津地区，还从东京运回善本书。这些原本是王世襄人生履历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些“三反”工作队的眼中，演变为回回有油水捞、次次有好处拿的贪污行径。王世襄百口莫辩，当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在《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一文中，王世襄感慨道：

有时也曾想过，我对故宫事业如此热爱，爱到以身相许，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一般人不可能理解，而需要向他解释。诸如我热爱文物、艺术，愿把故宫这世界宝库建成世界第一流博物院，这是伟大的事业……

他们对王世襄进行残酷轰炸，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想以王世襄为突破口，揪出更大的“老虎”——马衡。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很多人都受到冲击，首当其冲者当属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那些不懂得文物文化的工作队员眼中，马衡在故宫三十多年，守着如此巨大的宝藏库，不会没有贪污盗窃的行为。他们却不明白，在这些挚爱文物的文化人眼中，对千年文物的崇敬以及对学术之路的探究都远远超越了对财富的占有。

王世襄作为马衡的得力助手，理所当然地成为“打虎英雄”们重点突破对象，他们妄图从王世襄的嘴里套出有关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王世襄无可奉告，这又让那些工作队员们恼羞成怒，变本加厉地开始折磨王世襄。

工作队在王世襄这里找不到任何突破口，便对其他人施以重刑，期望能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马衡院长贪污偷盗故宫”的罪行，当时有的干部甚至被吊起来殴打。终于有人受不了，乱说一气，马衡因此被解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几年后，马衡患肝癌郁郁而终，可以说，他的死与遭受到的冤屈不无关系。

王世襄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东岳庙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宣布解散。

大多数人都返回故宫博物院工作，包括确有偷盗行为的和屈打成招的。只有王世襄一件也交代不出来。王世襄预感情况不妙，却不曾想会遭遇牢狱之灾。

从东岳庙回家两天后，派出所来人将王世襄带走，刚进派出所便被戴上手铐，押送前门内路东公安局，开始了铁窗生涯。

我从未见过或进过监狱，心想现已全国解放，旧社会习俗想已被改革掉。唯牢房尽端尿桶，仍属旧制。入狱后，每人发号，我为38号。初到者铺盖只能放在尿桶旁地面上。再来新号，始得上移一位。一月有余，渐渐离开刺鼻的臊味。进门后我手铐未除又被戴上脚镣……

多年后，监狱的痛苦生活王世襄依然历历在目。

对于王世襄被审查一事，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说故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清理库房，有许多破旧的家具构件都被当做废品扔了，王世襄曾从垃圾箱里捡过一些废旧木料，拿回家中修理自己的家具。当时有人曾看到过，因为是故宫扔的垃圾，所有人也都没当回事。没想到到了“三反”“五反”时期，却有人拿这件事来说事，写信告发王世襄偷盗故宫的木料。还有人说在院长马衡的日记里有记载，我并没有看到过马衡日记，所以对此事不敢妄加猜测，但本着王世襄先生的“求真务实”的做学问的态度，权记于此，以求教于知情者。

一同入狱的还有王世襄的老友，故宫博物院的老同事朱家溍。朱家溍是中国文物鉴定大家，与王世襄同龄，二人自幼相识，后来又从事相同的职业，因此彼此引为至交。朱家溍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经过朱家前辈数代收藏，到他父亲朱文均时已经是民国硬木家具四大收藏家之一。1946年，33岁的朱家溍正式进院担任故宫古物馆编纂，精研书画碑帖、古籍图书、工艺美术、宫廷文物、明清档案等门类，成绩斐然。朱家溍也同样因为没有贪污偷盗罪行可以交代，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前门公安局的监狱内，王世襄与朱家溍“比邻而居”，却是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当年京城内的两位翩翩佳公子，如今沦为牢狱内卑微的罪犯，命运有时是如此的无常。

十个月的牢狱生活，无数次提审，还有北京城内各个文物店的盘查，甚至王世襄家中父亲早年间收购的古瓷都被一再询问，实在没有问出所以然来，也未能获取王世襄贪污盗窃的证据。公安局没有办法，只得一纸“取保释放”的通知单下发，将王世襄释放回家。

身受十个月牢狱之灾的王世襄，回来后发现不仅手脚都有溃烂，而且还被传染了结核性肋膜炎。他期望有关方面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遭遇一场牢狱关押，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还能不能继续?

正当他茫然无措时，文物局下发了一份通知，通知书上明确告之，王世襄已被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路。历时一年多的“三反”运动结束了，王世襄被逼供，被关押，没有审查出他一点问题，最后却落得个被故宫开除的结局。

王世襄曾经满怀着愤懑不公的心情找到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想要问明缘由，却见郑先生也是满脸茫然。因此，王世襄判定这是故宫党委会的集体决定。多年后，王世襄依然对此愤慨有加，认为做决策之人只知道阶级斗争，却没有文化与修养。

王世襄就这样黯然了结了与故宫博物院的因缘，他曾经想为它奉献终身，曾经想徜徉在故宫博物院那恢弘博大的文化汪洋中，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却在刚刚想要大显身手的时候被强行撵走，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是王世襄一生的遗憾，更是故宫的损失。直到1954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注意到故宫博物院人才匮乏，就选择了一些在文物鉴定方面有经验的人进入故宫，还大胆启用在“三反”“五反”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

朱家溍就是在吴仲超当院长之后又被请回去的。当时，求贤若渴的吴仲超曾经想通过文化部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当时王世襄对于在故宫博物院受到的不公待遇仍然心有余悸，而惜才的音乐研究所也流露出舍不得王世襄离开的意愿，王世襄与故宫重逢的机会就这样令人遗憾地错失了。王世襄后来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但是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方式，又怎能弥补得了王世襄心中对故宫博物院的怨愤与眷恋?

此事令王世襄久久不能释怀，直到王世襄93岁高龄时依旧撰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在文中写道：“故宫曾是我终身相许、全心全意、愿意奉献一生的单位……"反右"鸣放中我提的意见是："三反"集中学习不该采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的"逼供信";没有确凿证据不该关押我达十四个月之久;清理追回文物没有盗窃问题，释放时就该有清白无辜的结论;我无罪而又收回大量国宝的功劳，文物局、故宫不该把我开除。”已届九旬的王世襄自知来日无多，这时他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自己的不公正遭遇有一个明白的交代。可是没有人能对那段历史负责，正如王世襄所希望的那样，只有待后人替他讨个说法了。来源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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