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的文人意识

《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是士的中心任务。”更是从古代精神文化方面向我们阐述了中国文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然而，历史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文化与思想常常包含着对物质生活的种种追求，同样深刻地反映着人的意识和情感。

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普遍流行并发展到历史高峰的明式家具，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蕴涵在物质中的一种精神升华，是中国文人意识产生的一种伟大艺术。借用一位西方研究者的话说：“中国家具此一伟大艺术”，“依现代美学观点，它们极致的艺术性、手工、设计、造型……至今仍深深震撼着人心”。这正是明式家具给全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和财富。明式家具作为物质产品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首先从物质构建的形体中传达出一种优秀的传统、思想和审美观念。

明·黄花梨有束腰马蹄腿罗锅枨长方凳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遵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的艺术传统，因此出现了宋元的青瓷等，成为我国古代民族物质文化中“芙蓉出水”、“妙造自然”之美的典型。由明代中期产生的明式家具，也继承和发扬了这样的文化传统，其造型的纯朴精练、简明生动、不事雕饰以及强调天然材质美的格调，同样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旨趣，体现了我们民族杰出的文化品质。这种旨趣和品质，正是江南文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以醇古风雅”生活的意识情怀和追求。

吴地文人的尚古风气，实是一种文化情操的表达和物化精神的倡导。明代中叶后，苏城内外及周边的大小城镇，文人的生活更以兴建山水园林为中心，犹似“天堂”般的园林生活环境，进一步陶冶了江南文人的才情和性志，使他们对物质生活中的文化追求更富有使命感，或者说已成为他们满足精神生活需要而感到更加不可疏忽。“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弟子周公瑕，在他使用的一把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曾款刻了一首五言绝句：“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件没有棱角，造型温文尔雅的扶手椅，江南地区称之为“文椅”，是当时文人们喜爱的椅子样式之一，今天看来也仍名实相符。

无独有偶，南京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由苏州雷氏捐赠的，制作于万历年间的老花梨书桌，在其一腿足上也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诗句，也充分地展现了文人家具被安置在“几净窗明”环境中的优雅和风韵。这些都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所倾注的精神期待。闲情清逸的文人生活，让他们深居养静，不浮躁，无火气。所以，明式家具的艺术风格处处迎合着他们的情意和怡性，造型的“方正古朴”或“古雅精丽”，便产生了独树一帜的形体式样。

明式家具不仅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物质形象展现出造型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传达一种合乎自然“至质”的和谐中，给人们一种超然沁心，古朴雅致的审美享受，甚至给文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脱俗和生机。由此，我们不会不领悟到明式家具的这种“古”和“雅”的艺术风格和人文色彩，是在文人倡导的所谓“古制”和“清雅”的文化传统中孕育产生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从美学的意义上讲，是文人对历史传统的审美总结，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光大。

当时，吴地众多的文学家、诗人、戏曲家、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思想家，在不同的精神文化领域里都各有建树，同时又以一种文人特有的灵性，共同关注着与自己居室生活息息相关的“于身为长物”的家具制造。他们的有关著述或言论，其中有的虽只是片言只语，但许多方面都说得相当具体、明白。对照流传下来的家具实物，几百年前文人在造物活动中丰富的情感意识、灵敏的思维方法和精到的美学尺度，让我们深受启迪。

如文人在着意物体造型的同时，着力权衡量与质的分寸。在文人的眼里，即使是“鸟木镶大理石”被时人视为“最珍贵”的椅子，若遵照“古式为之”之时，也应高矮适度，阔狭相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脱俗而雅。又如“凳亦用狭边镶者大雅”，“天然几以文木……为之，第以阔大为贵”等等，皆是江南文人在实际造物中对量与质的情理把握。他们通过极其精密周详的设计，运筹着文人意识独特的量度。尤其是伴随着他们在书房画室之中使用的文椅、书桌、床榻之类，更是“木不离分”的玩味和苛求。如提出“书桌中心取阔大，四周镶边，阔仅半寸许，足稍矮而细”等准则和要求，均对造就明式家具形制风范具有直接的意义和作用。

大文学家袁宏道说，凡“边栏漆桌，描金螺钿昧及彩花瓶架类，皆置不用……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阔厚，宜细滑”。这些，都可说明明式家具在大量采用优质木材制造的过程中，使它们朝着一种新颖的、时兴的审美时尚发展，是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在一代明式家具中实现的物化过程。这种精神的物化，在这里如同文人在精神的文化领域中一样，由他们不断以新的艺术思想和文化倾向推波助澜，促使精神文化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乃至从物质形式的创造凸现出来，折射出奇光异彩。从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到文震亨的《长物志》，再有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后又有文士沈复的《浮生六记》等，均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江南文人都是怎样着意对家具倾心精力，寓情于物的。从而充满传统精神和文人气息的明式家具，在江浙地区，从清代早期一直相继延续到更晚些的时期。由此在人类造物艺术史上树起了一座巨大的丰碑，成为物质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枝奇葩!

经过江南文人的悉心经营，明式家具的品位和格调向世人展示出了种种独特的情怀和意境。这种情与境的表现，如在与石文化的情结中，达到了珠联璧合的艺术效果。明式家具不仅选用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料，而且将唐宋以来，深得文人青睐的珍贵天然云石作为装饰。文人们把这些花纹自然美丽的木、石还冠以一个“文”字，称之为“文木”、“文石”，使各种不同的天然纹理和各具特色的自然材质，都在文人的意匠中获得升华。大概自宋代出现石屏起，到明代，以云南大理点苍山为代表的云石或称大理石镶嵌，竟成了明式家具别具一格的装饰特色。这些富有“古淡天然”、“奇崛神秀”画面的石片，除单独用作立屏之外，已更多地用来做桌面、椅面、凳面、床榻屏背等。云石石质细密、光顺，色泽秀丽，纹理变幻而生趣，常常呈现出自然山水般的天趣景象，在“似与不似”的虚幻之中，赋予人们无限丰富的憧憬和想像。

尤其在江南文人画兴盛的年代里，文人学士以赏石为雅，托物寄情，借景抒情，形成了一种极为流行的风气。苏州古典园林中有一园景云石大座屏，石上有清人浙江长兴平粱居士王毓辰的题识：“些石产于滇南点苍山，天然水墨图画，康节先生有句云：‘雨后静观山意思，风雨闲看月精神’，此景仿佛得之。”此屏年代虽不久远，但如此之大且精美绝伦的明代遗石，可称罕见之物，加上文人墨客留下了痕迹，更给人以一种风月情怀的感慨。可见，一件家具已完全成了文人心灵天地的真实写照。

在宁波天一阁，藏有镶明代云石的条桌一对。据记载，云石原为吴地顾大典虞山红豆山庄故物，后入徐氏积古斋，以后又转吴中潘祖隐家收藏，而后入藏明州范氏天一阁。两石石质古朴、慈糯，纹理弥漫，气韵生动，也是少见的精品。云石面上刻有题记款识等七八处，细审之下，竟大都是当时吴松两地高才名流的笔迹。他们咏诗挥毫，深深地恋情于无限的襟怀于天际中。唐寅雅友，吴郡书画家张梦晋云：“坐对晴窗忆壮游，参差烟树五湖秋。白云流水知多少，不见鸿夷一叶舟。”松江书画高人莫是龙咏：“群山出没白云中，烟树参差淡又浓。真意无穷看不厌，天边似有二三峰。”多才多艺的张凤翼也感叹不已，题诗日：“云过郊原曙色分，乱山元气碧氤氲。白云满案以舒卷，谁道不堪持寄君。”顾大典更情不自禁地赞而叹之：“数笔无晖水墨痕，眼前历历五洲村。云山烟树模糊里，魂梦径行古石门。”文人对物质精神化的崇尚和陶醉，明代旅行家徐霞客道出了真谛：“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文人从天然物象导出的情感和意境，或许更能生发出宽广的思绪，进入所谓的“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文人富想像，重哲理，面对大自然的造物，由此而时时步入诗情画意之中，尤其是钟情于文人画的吴地士人，在以“山秋隐逸”、“风貌潇洒”的人格趋向中，以此为一种“孤高绝俗”、“飘逸脱浊”的精神象征。

这种文人的造物意识，使明式家具的精神内涵达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峰巅。家具已不仅只是用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已成为文人心智凝成的物化的诗，物化的画，物化的情，物化的意。或者说，这种文人的情怀意境，是诗，是画，也是一木、一石，是人智识悟在物质形态中的结晶，展示了人类历程的文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