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家具的文化精神(一)

近年来，人们已形成一个共识：明代中期至清初的苏式家具之所以成为明式家具的典型，主要是因为苏式家具的风格特色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精神或审美情操，蕴涵着一种高度智慧的文人意匠和品位高尚的文人气质。

《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作者余时英曾指出：“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是士的中心任务。”余氏的这部著作，更多的是从精神文化方面，向我们阐述中国文人与中国文化的这种关系。然而，历史还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文化与思想常常包含着对物质生活的种种追求。或者说，人们对物质产品的兴趣和爱好，同样反映着人的意识和感情。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一方面的“传承”和“创新”，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人文”桥梁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明清时期的苏式家具，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它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蕴涵在物质中的文化精神，这正是苏式家具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和财富。

一、好古风雅之情是苏式家具造型之美的丰富底蕴

作为物质产品所体现的精神文化内涵，苏式家具首先是从物体造型中传达出一种优秀的传统、思想和审美观念。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遵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的艺术传统，产生了宋代的白瓷和青瓷、元代的青花瓷，它们成为民族物质文化中“芙蓉出水”、“妙造自然” 之美的典型。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苏式家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艺术传统，其造型的纯朴清雅、气韵生动，不重雕饰、强调天然材质的审美格调，同样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旨趣。这种旨趣或审美意韵，正是江南文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以醇古风流”为根本目的的追求。

从许多文献资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吴地文人的尚古风气常常集中地表现在“燕衍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明文震亨《长物志》)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生活情趣往往是“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在江南文人的眼里，生活的格调和方式，包括陈设布置、家具器物，一切皆是主人爱好、品性和审美意识的体现。因此，对陪伴自己日常起居生活的家具，必求简约、古朴，表现出种种脱俗超然之不凡，甚至一几一榻都要尽量合乎他们生活的最高理想。

尤其经过晚明几代文人的格外讲究，苏式家具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获得了这种人格心灵的物化。从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到文震亨的《长物志》，再有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沈复的《浮生六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着意传统化的江南文士人生观，寻求现实生活物质文化的精神开拓。文氏惟恐“吴人心手日变” ，“小小闲事长物，将来有滥觞而不可知者，聊以是编堤防之”， 写下了一部《长物志》，使今人也触摸到了古时人的那份真情实感，使我们了解到他们在物质生活中最刻意要求的文化情怀。

今天，从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一几一榻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古人制几榻”的形制和规矩，即苏式家具崇尚简朴无华、言简意赅，精雅而富有意趣的造型美，和浓郁沈沉的文人气息。苏式家具中的圈椅、文椅、玫瑰椅、书桌、画桌、书橱、画柜、花几、香几等等，都已成了苏式风格最具典型性的造型形象，它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弟子周公瑕，在他使用的一把紫檀木扶手椅的靠背上，刻下了一首五言绝句：“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无独有偶，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万历年间苏州制作的书桌，在腿部也刻有一首“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四言诗。这一桌一椅使我们真实地体验到了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倾注的精神期待。闲情逸致的文人生活，使他们深居养静，不浮躁，无火气。因此，苏式家具的风格必然符合他们的情理和怡性，造型的“方正古朴”、“古雅精丽”便成了一种独特形式。苏式家具不仅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实物形体展现出造型艺术的魅力，而且还在传达一种合乎自然的合度和谐中，给人们一种超然沁心、古朴雅致的审美享受。由此，我们不会不领悟到苏式家具的这种“古”和“雅”的风格与特色，是在文人倡导的所谓“古制”和“清雅”的文化精神中孕育产生的;从美学的意义上讲，是他们对历史传统审美的总结，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