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圈椅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品种，红木家具以它美不胜收的东方风姿鹤立于一般家具之上。然而这个区别丝毫也不意味它的设计师可以稍稍忽视其使用功能。对于红木家具的设计来讲，注重适用乃是一条不可偏离的法则。

明代 透雕靠背圈椅

我们的前人，明末清初的工艺美学思想家李渔曾极力主张家具设计务必“计万全而筹尽适”，强调功能适用之尽善，尽善方显出尽美。显然，只有首先是具有良好使用功能的家具，然后才谈得上赏心悦目的工艺美术家具。红木家具一旦脱离了合乎人体工程学原理的尺度适用性，脱离了合乎物理力学规律的结构稳固性，造型和雕饰的形式美就变质为虚假的浮华。生活中不乏中看不中用的前车先例，它们失败的原因就在其家具基本功能的萎缩和异化。

由此又想起美国现代派家具设计大师查尔斯·埃姆斯(Charles Eames)的一段话：“设计椅子时，我所担心的并不是外观漂亮不漂亮，而是如何将它的外观与它的功能配合得天衣无缝。不管椅子用于何种场合，总要让坐着它的人感到舒适才行。”大师的高论似乎不无功能主义的偏颇，不过仔细想来，却至少说明了三点道理：第一，使用功能对于家具紧要无比;第二，家具适用的外观形式必定会引起人们源于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共鸣;第三，适用的家具给人以舒适，而舒适本身就是一种功能美。

当然，比起查尔斯·埃姆斯的现代派作品来，中国红木家具远为更加注意满足人们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设计者正如古人李渔所形容的那样，“竭思穷虑以试之”，既要进行功能的抽象思维，又要进行造型的形象思维。我们的课题，在于巧使两者交融一体，把富有东方人文韵味的形式美与适应时代的使用功能“配合得天衣无缝”。对此，我国家具史上璀璨夺目的明式家具为后人提供了优秀楷模。

试看为中外家具设计师所共同瞩目的明式圈椅，那舒展而有弹力的圆弧圈，那曲波畅流的靠背线，确实都是极有美感的形式。要是我们坐上去细细体味，不难会有惊喜的发现：原来这些美的形式并非只是唯美主义玩弄的纯形式的线条变化，而是包含有丰富的功能内容在里边。先说这弧圈之妙：其一，弧圈扩展了座位的有效空间，居然比相同座面的常态扶手椅大出20%;其二，向后弓出的弧圈还提供了人体后靠更理想的斜势角度，由常规的98°推进到108°;其三，弧圈平面前倾28°后，神奇地化为搭脑和扶手的连体，不但造型更趋简练，而且使人体肩臂在弧圈的支托下进入到最舒坦的状态;其四，弧圈内收的两端临末忽又反向外撇，看似单单出于曲线变化的形式考虑，实质上更是为了制造弧圈喇叭口以迎合人体的起坐。再讲这靠背，它波状的S形曲线，几乎就是人体脊椎弯曲的再现，十分贴切地成为人体胸椎、腰椎的支撑。值得留意的是，靠背这柔美的曲线在向下离开座面18cm处完成托腰任务后没有再“飘”，而是柔中藏力，改以90°角直插进座面后框之卯口，形式美在这里又被不动声色地揉和到合理的结构之中。

明代的能工巧匠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尽善尽美的作品，圈椅可算其中之典型，常叫后人在赞叹之余，思索当年设计的奥秘。推究起来，人类的审美观念源头在生活，萌发于实用。我们可以想见当初一代又一代的班门传人正是在摸索如何满足人们使用要求的反复实践中，积累下丰富的技艺经验后，才凭着朴素的审美观逐步筛选出这些最能体现家具功能而又较富形式美的表现程式来。无庸置疑，完善设计的过程中，不乏明代文人美学思想的影响，令明式家具更显现“清水出芙蓉”一般的明快与高雅。

明式圈椅启示我们，寓美于适用功能是打开家具艺术众妙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