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具的研究现状

人们研究古代家具，一般都注重于明式家具与清式家具，这是因为这两类家具时代性强，艺术层次高，是中国古典家具历数千年发展后形成的结晶。但两者如从家具理念的角度相比较，明式家具结构严谨，尺度适宜，风格典雅，追求的是一种潜在美;清式家具则重体量，重装饰，虽豪华富丽，但往往给人带来一种厚重有余，锦绣不足的感觉。因此，明式家具又相对受人推崇。

从历史情况看，明式家具自明代诞生后，其特有的文化气息和艺术风格备受当时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提倡和青睐，故有关家具内容的笔记，自明代后期始激增，如屠隆的《考粱余事》、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注》、戈汕的《蝶几图》、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士性的《广志绎》以及王圻的《三才图会》等。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述所述及的内容大多是文人与家具的关系，从意趣或欣赏的角度作经验总结，并没有理论上的研究或文化艺术上的探讨。即便是万历增编本《鲁班经·匠家镜》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书籍，也只是记录当时家具制作的规矩法度，如同“木工手册”。中国历史上把古典家具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前半叶。其间不乏外籍人士参与，如1926年莫里斯·杜邦的《中国家具》;1929年威廉·斯洛曼的《万神庙》。影响最大的著述要算德人古斯塔夫·艾克1944年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他在绪论中己开始对中国传统家具的造型和结构进行探索，其内容涉及到明清时代硬木家具的工艺、配件、装饰和年代鉴定。对于国人来说，杨耀先生则开其先河，他在1942年《北京大学论文集》发表的《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的论述中，最先阐述了“明式家具之式样与做法”，这显然对“明式家具”学术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继杨耀之后，王世襄先生为集大成者，他于20世纪40年代始潜心于家具研究，积数十年之辛劳集明式家具珍品达七十九件，并于1985年和1989年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研究》两集，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门学科而必须具备的理论和物质基础。

无论艾克、杨耀还是王世襄先生，研究古典家具的科学性都离不开实物。艾克先生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共收录标本一百二十二件，其中不少精品已在1949年前流往国外，但其中的黄花梨凤纹衣架和黄花梨高面盆架又分别转入王世襄和陈梦家收藏。王世襄先生著述所用资料，除了取用中央工艺美院、北京木材厂、北京硬木家具厂和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少量藏品外，主要是其本人和陈梦家所藏的一百零五件作品。这些作品经王世襄先生对其造型、结构、纹饰和榫卯技术的解剖和分析，现已作为明式家具的经典范例载入史册。故凡1985年以后成书的家具著述，在论述明清家具时代风格时，都无不以此为实例。

对于明清家具的研究，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其成因过程、品类、结构和装饰特征，人们已耳熟能详。但必须指出的是，家具领域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而迟至今日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年代的鉴定问题。王世襄先生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曾坦然指出，由于木制家具绝大多数没有刻款，所以不能为正确断代提供借鉴依据，故寄希望于后学者能有所进益，如能把明代早、中、晚和清前期几个大段落的家具分辨清楚，已经是取得很大成绩了。

王世襄先生是学界前辈，是撰祉延鸿、著业延禧的大家，他的殷切期望已在家具研究领域里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的《收藏家》杂志、《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版”等刊物，已时有文章探索，尽管至今未有一致的认识，在鉴定标尺上也未形成共识，但这种见智见仁的作风，无疑是家具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动力。辩证地说，没有家具时代上的正确定位，就无法将同一时期的作品组合成一个共同体，也就不能正确归纳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其结论也就失去其科学性。可见家具的正确断代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现时国内收藏并被人们推崇的明式家具数量日增，不少藏家或兴趣爱好者也常有专著出版。在此，我们应牢牢记住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其《敦煌学大辞典·序》中说过的一句话：“一部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学术进步有似运动场上的接力赛。后者总是在前者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推陈出新，踵事增华是学术发展的规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但愿这一规律能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尽快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