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林：收集是我与老家具的相处方式(2)

我们边在其中迂行，散漫地看家具，边聊起一些张春林的趣事。

为了养活修复这项事业，张春林势必要适时出手一些家具。潘琳最初来到文成堂时，便是从销售做起。“前四年的时间，我几乎就没跟张先生搭上过话。”潘琳说。

“有一次，一件定价2000块的家具，我卖了8000，翻了四倍，当时高兴坏了，觉得张先生肯定也高兴。但后来开会的时候，张先生把我‘骂’了一顿。我当时觉得特别委屈，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多卖了钱，你非但不夸我，还把我给说一顿。我不服!”潘琳作出假装生气的口吻。

“张先生后来跟我说，咱们当时看是多赚了6000块钱，但账不能这么算。如果买家回去后，自己发现也好，从朋友那得知也罢，总之如果他发现自己多花了钱买了一件不值那么多钱的家具，结果会怎么样?可以肯定，他从此不会再踏进文成堂半步。那你说，咱们是赚了呢，还是赔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佩服张先生，觉得他不一般。”

“这是我的‘慈善’”

“我很少做公募慈善。”

张春林话一出口，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把钱拿出来，捐给有需要的人，做慈善，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公募慈善多是被动的，你被很多因素诱导着，有很多我不喜欢的成分在里面。慈善未必只能以这种形式存在。每个人身边都有需要帮助的人，你把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帮到了，就可以了。我倒觉得，如果这样的慈善被普及，倒更具有渗透力。”张春林说。

张春林知行合一，把自己的这一理解贯彻到了与工人的相处中去。

文成堂走到现在，工人已经换了几茬。这是个无可厚非的过程。从这儿走出去的工人，有的自立门户，有的另择木而栖，其中有手艺好的，也有手艺平平的。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情绪不好的时候做事，效果往往不佳。修复家具时需要心如止水，人要静，尽量让自己融入到古人制作这件家具时的情景中去，就像演员创作角色一样，你要无限地接近它，理解它，才能修复好它。”谈到修复时，张春林认真起来。

“工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放他们假，工资照发，等他们调整好了状态，再回来开工。如果是家庭有什么困难，我会尽力去帮他，这就是我的‘慈善’。”张春林说。

“张先生这点好也不好。好是从这里出去的人没有说他不好的。他没有架子，平时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忙的时候同吃同睡，没有一点问题。不好的是留不住人。我们这里好几位手艺不错的工人被挖走，张先生也没挽留，估计是他觉得即便强行留下，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吧。” 私底下，潘琳对我说。

谈谈对古典家具的看法。

张：家具，应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瓷器、玉器有历史，但我们的家具是没有历史的。不是说家具本身没有历史，而是我们对于家具历史的研究不够清晰。我们的家具史是碎片式的。比如说清代家具，我们首先就会想到故宫;说明代家具，首先就会想到黄花梨家具。再往前呢，就开始模糊了。

你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吗?

张：一直在做。现在已知的家具实物最早的可追溯至元代，我收集来的这些家具里也许还有宋代的，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而已，需要通过搜集信息把它找出来。

“搜集信息”和你将自己定义为“家具收集者”存在怎样的关系?

张：我不认为自己是收藏家，我是把收集当作爱好来做的。这种收集行为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标本制作，目的是最终建立一个庞大的“标本库”。每一个标本都会传递不同的信息，当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更有可能在研究上取得突破。

目前老家具价格涨得厉害，在收支难以平衡的情况下，你如何收集新的信息?

张：07年之后，家具就买得比较少了，一是因为老家具的数量明显少了，二是价格的确涨得厉害。虽然买得少了，但跟我相熟的一些货商，有好家具到就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这也是收集信息的一个途径。

就文成堂而言，老家具交易最火爆是在什么时候?

张：2004年到2007年吧，最多的时候一次来三个集装箱，从早一直忙到晚，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后来逐渐少了，集装箱换成了卡车，再后来卡车又换成了箱货。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它见证了一些东西的回归和一些东西的逝去。

办家具展的目的是什么?

张：让更多人了解家具文化是最主要的目的。除此之外，像办第一届“凿枘工巧”家具展时，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区域的藏家，有国际的，比如柯惕思先生，有香港的，比如蒋念慈先生，还有来自民间的藏家等等。通过这样一个展览，藏家之间也能够完成信息上的良性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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