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烽：青铜器收藏 藏者要有独立精神和见解(2)

商晚期 蕉叶蝉纹觚

西周早期 青铜大铙钟 纽约苏富比2014年秋拍

“再次，铭文的表述方法，虽然与今天的语言方式略有不同，但如果把断句和专有的名词搞清楚，就会发现古人的很多说法和今天很一致，比如说‘子孙永葆’、‘永宝用’等等。这让我感到可以和古人很近距离地对话。其实铭文并不玄妙，只要抽丝剥茧认真辨认，就会体会到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魅力，而这样的发现过程，也是收藏青铜器的乐趣之一。”

“除了铭文，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也体现出古人高水平的审美意趣，例如对动物形象的抽象刻画，堪称人类艺术的第一块里程碑。众所周知，我们东方的艺术历来比较具象，貌似在抽象上不如西方美术，而实际上在三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已经懂得用抽象的方法描绘动物，而且铸造在青铜器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说明我们的先祖是非常有智慧的。”

锲而不舍集重宝

近百年来，大量的青铜器通过各种渠道流落海外，有的成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的珍藏，更有不少沦为古董商谋取暴利的工具，每每想到这些，都让深爱青铜的陈晓烽深感痛心，促使他不得不加快收藏步伐，不放过每一次收藏机会。在办公室桌的一侧就摆放着他从纽约佳士得拍到的一件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饕餮纹青铜鼎。这件青铜鼎只有30多厘米高，但造型稳健，纹饰精美，品相上乘，体现出非常高的烧造水平。当时现场竞价很激烈，有二十多人参与竞争，最终陈晓烽以十多万美金的价位拍得，和他预计的价位基本一致。

在陈晓烽的藏品中不乏来自海外的珍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件购自日本的重器。而为了得到它们，陈晓烽三度前往日本，过程分外曲折。

201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晓烽得知日本收藏世家藏六家族有意出让两件青铜器，便急切地前往东京与对方接洽。对方十分的热情，当天便设宴招待陈晓烽一行，在酒席上，想到即将要收藏到重器的陈晓烽心情上佳，不但与日本朋友对饮，而且愉快地谈起了青铜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知不觉间便酒力上头。陈晓烽回忆说：“当时聊得兴起，在回顾中日文化交流时，我说到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日本民族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的一员，对方听到这里，原本欢快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下来，最终宴席不欢而散，购买青铜器的事情自然也没有了下文。”

没想到，当陈晓烽时隔不久再次前往日本寻宝时，却偶然在东京日本桥的一家古董店发现了这两件青铜器，经过认真比对后确认就是他之前想要购买的那两件。然而，当陈晓烽意欲购买时，日本店主却只卖花觚，那件龙纹簋说什么也不愿意出让。无奈之下，陈晓烽只得打道回府。回到澳门的陈晓烽依旧不时惦念着那两件青铜器，为了表现自己购买的诚意，他拿出了一套自己收藏的带有族徽的东洋刀，并在朋友的安排下，再度前往日本。陈晓烽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古董店的店主，终于，在陈晓烽的努力下，两件国宝重又回到中国人的手中。

对陈晓烽而言，每一次出手购藏都像是一场恋爱，无论是得到后的喜悦，还是遗憾错过的失落，都会让他刻骨铭心。“每当发现有值得收藏的器物，我就会请熟识的几位专家帮我把关，并让手下的团队作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一旦确认是真品无疑，就要努力把它买回来，因为前期的工作已经让我对它有了感情，很难因为一点钱让我轻言放弃。”

陈晓烽指着自己办公桌边悬挂的一幅书法说：“这幅商承祚的篆书《礼运大同篇》是在北京保利拍回来的，当时的起拍价只有6万元人民币，按我的预计最多10万元就可以买下来，没想到竞价时遇到了一位对手，最终成交价加上佣金竟然达到了40多万元。后来才得知，对方要办一个金石书法展，恰好缺一张商承祚的作品，也像我一样抱着势在必得的心态应价。还有我对面的这张陈介祺的毛公鼎原拓，当时的估价仅有一两千元，我知道这是难得的好东西，会被很多行家盯上，便亲自举牌竞拍，果不其然最终花了十多万元才买下来。其实我很少会受到心理价位的束缚，更多地取决于某件拍品在心里的分量和自己的资金实力。毕竟钱可以再挣，这些高品质藏品一旦错过良机，就会石沉大海很难再出现。”

不只是历史上金石学大家的书法作品，陈晓烽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了大量版本珍稀的学术著作，丰富藏品的同时，也用来辅助自己对金石文化的研习。在他看来，所谓收藏中的“藏”并不是要将藏品束之高阁，而是要通过对藏品的研究，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文化信息。“最近我越来越理解，中国嘉德英文名Guardian这个单词守护者的深层含义，作为这些藏品的守护者，我不但要让它们在我手中的这段时间内体现出更多的价值，更希望以后能有更好的守护者来继续保护它们。同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境内外流传出来的好的青铜器，尽可能多地搜集在一起，让自己的青铜器收藏，无论数量规模，还是价值水准都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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