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的荣与光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丁孟先生

“众多曾经辉煌繁盛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等，就其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都处于青铜时代范围，中国的古代文明也是这样。”

但不同的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伴随着早期国家的确定而出现，它一出现就是政权的象征，以礼器的形式固化下来。所以，古人信奉一种说法是“视死如视生”，生前能带走的象征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东西一定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以保有今世的尊荣华贵，因此在殉葬物品上十分讲究等级。在夏商周时期，青铜器便是对这种“等级”及其背后所代表之社会形态的一种最好的诠释。

日前，受中国金币网的邀请，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丁孟先生，为广大青铜器爱好者详细解读了中国青铜器中的种种神秘元素，以及璀璨的中国青铜文化。

记者：青铜器为何称为“重器”?

丁孟：青铜始于夏，衰微于春秋战国，样式繁多精美，因此称为“重器”，具有“明身份、辨等级”的作用。广义上讲，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从更严格的角度看，青铜器又分为祭器、生器和明器三类，祭器中规格最高的被称为“重器”。

祭器，即祭祀祖先的东西，政治含义很高。祭器已经可以被称为“重器”，祭器中规格最高便是“重器中的重器”。青铜器的价值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工艺价值(也有一说是“科技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中所选取的五个器具，无论是在工艺、艺术还是历史价值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层次，当之无愧是“重器中的重器”。

生器，即生活用器，例如平时用的铜镜、器皿等等。

明器，纯粹用来殉葬，没有实用价值，在功能层次上都比不上祭器。祖宗故去了，可能生前没有用过多少青铜器，但按照等级应该享受一定的礼仪，下葬时要带上多少鼎、多少簋，都是有讲究的，在他去世时，家人们就开始制作。明器没有使用价值，只是个模型。比如器皿上有盖时，盖就连着主体一起铸造了，并不单做，也不分开。

古人“视死如视生”，生前能带走的象征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东西一定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因此在殉葬物品上也十分讲究等级。王去世时，祭器、生器、明器都要有，士大夫及以下的人，生前的礼器和生器都不能带走，只能现做明器。因此，从青铜器的不同种类、用途，可以严格的划分出人的三六九等，是商周礼仪最直接的物化象征，也被看成一种礼仪文明。

孟子曾说，“唯名与器不假人”。名是名字，器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为即使到了汉代，人们依然崇尚青铜器，青铜器依然是贵族的奢侈品，是辉煌身份的象征，不是一般人能用的。据传 “汉武帝元鼎年号”来历就和当时发现的一口特别贵重的鼎有关，汉武帝觉得巨鼎寓意祥瑞，因此改了年号。统治者对青铜器的崇尚膜拜可见一斑。

记者：中国青铜器的特殊性是如何表现的?

丁孟：其实每个早期人类文明古国都经历了青铜时代，但中国青铜时代有几个特征是其他文明古国不曾具备的。

首先，中国的青铜时代伴随着早期国家的确定而出现，它一出现就是政权的象征，在其他文明古国，青铜可能主要用来生产工具、兵器，但中国的青铜除了有以上用途外，很大一部分还用来铸造礼器。古语云“藏礼于器”，便是商周逐渐形成的礼乐制度，青铜器是服务于政权的直接物化形式。早期的中国崇尚“以礼治国”，并将其贯穿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史，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的一种艺术。“以礼治国”的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周礼，周礼的完善形式涉及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严格的规范，又影响了后面的几千年。“周礼”的最直接代表即是青铜器，青铜器对中国礼仪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点是其他古国不曾有过的。

其次，中国青铜器上有文字，国外的则没有。中国古人喜欢将有很多有寓意的故事或事件记录下来，他们觉得最安全的保存方式就是刻在青铜器上。因此现在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对今人考证历史是一项很重要的依据。

再者，中国的青铜器不仅追求精美程度，还很讲究多元化，虽然整个文化以中原为核心，但是对周边文化常有涉及。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很讲求多元化。青铜器金银币第3组中选用的青铜器就涉及了中原文化以外、但跟中原关系很密切的方国或部族的两件青铜器。如果说第2组中的妇好体现的是中原传统、王室文化，那么第3组各器物的共同特征就是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多元密集交流。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青铜器上到处都是信息，不同的地域性、不同的器类，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记者：不同时期的青铜器，其风格是如何演变的?说明了怎样的时代性格?

丁孟：一个时代的铸造工艺、对艺术的再现等，很大程度上跟统治者的思维方式有关。周朝统治之初，很多商代的工匠被周朝的统治者直接带到了关中，因此周早期的青铜器受到商的影响很大，西周还有一段跟商代并行的文化，但到后期却越来越明显地分化开来。

商人崇尚城市文化，对手工业很重视，所以青铜器的类别很多。比如光是酒器，就有爵、斝(jiǎ)、觥(gōng)、尊、盉(hé)、罍(léi)等各种类别。除了年代、体积、形状各不相同，不同的场合、不同主人的身份都可以决定器类的不同。而周朝地理位置上偏西北部，很大程度上受到先周农业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然简朴，因此青铜器讲究实用效果，而不去追求更高超的铸造工艺。这个时候，青铜器只是在造型上有所变化，表面的纹饰开始退化，变得简单和更加规范化、模式化，因此产量也很高。这种变化是时代的风格，是时代的性格使然。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风格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时，周礼的约束明显有所变化，礼崩乐坏，“规范”、“模式”纷纷被打破，铸造工艺突飞猛进，开始追求秀美、奇巧，不再固守庄严。工艺上也有了开拓性的发展，在范铸法和失蜡法的基础上，又有了分铸和低温焊接技术，这对青铜器的铸造有了极大的推进。

青铜器始于夏，却在殷商时期达到鼎盛，不仅工艺精湛，器类也异常丰富。青铜器金银币第1组上已经涉及到部分品类，发行第2组时选取了妇好墓出土器物为主题，这些青铜器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也是青铜器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一部分。妇好墓中器类丰富，类似妇好偶方彝、妇好鸮尊都是非常独特的器皿，在西周都不曾出现过。例如，妇好鸮尊是战神的象征，女将军对胜利的渴望通过这类空前绝后的器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记者：青铜器上的纹饰繁多，不同的纹饰分别有什么特点?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丁孟：青铜器上出现最多的一个元素是兽面纹。兽面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饕餮纹、夔(kuí)纹、龙纹，其余叫不出名字的全部统称为兽面纹。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两个夔纹组合在一起是兽面纹，分开是夔纹。这些纹饰根据自身的含义，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比如龙纹、蛙纹、鱼纹象征水，一般都在盘子里;而大象的图案在商晚期和周朝的青铜器上经常出现，因为据古书记载，那时大象的活动非常频繁。虎纹 、鹿纹、鳄鱼纹(其实现在大多人都认可，追溯最早的龙的前身就是鳄鱼)是比较少见甚至罕见的纹饰，在第3组的几个器物上也分别有所表现。后母戊鼎上的“虎食人首纹”则比较特别，它象征一种特殊的祭奠形式，也代表着恐吓外族的意思。兽面纹出现在器物上部，是商时期的特点。到了周朝，兽面纹就到了器物下部，变成了附属纹饰。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代表性纹饰是云雷纹，圆形的旋转体叫云纹，方形的旋转体叫雷纹，但云纹和雷纹分不开，实际就是线条，不是螺旋线便是方折线。

纹饰的不同，有的是跟等级相关，有的是跟功能相关。这些纹饰都有含义，只是有些我们可能还没读懂。

记者：青铜器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文字?有无铭文的区别是什么?

丁孟：青铜器上出现文字最早是在商中期，以族徽的形式出现。广泛出现是在商代晚期，并且阴文多、阳文少(青铜器上的阴文，它的范实际是阳文，用泥条贴出来的，不是凿出来的)。

有铭文的青铜器一般是重要器物，或者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地位很高的家族要留有痕迹，有重要的事件需要以安全的方式留下记录。

青铜器上没有铭文，有几种可能。一是因为这是重复品，也有一种可能是它仅仅为了祭祀，但祭祀的目的又不是很明确，就没有写铭文，例如明器就较少留有铭文。但重器一般都会留有铭文，甚至留下家族的名号。

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比较高的铭文都是西周时期刻上的，商代时期的铭文留下的字一般都比较少。在商代晚期，四十个字的铭文就算长铭了，可到了西周时期，上百字的铭文已是屡见不鲜了。商人很浪漫，不愿留下太多记录;西周人比较质朴，就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要记录。

所以青铜器有没有铭文，跟青铜器的功能有关系，跟青铜器主人的层级也有关系。

记者：后母戊鼎原来称“司母戊方鼎”，名称中的“司”是什么意思?

丁孟：“司”也是祭祀的意思。武丁是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王，武丁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业已经很成熟了，“夏铸九鼎”是中国青铜器的发端，至武丁时期达到顶峰。武丁有三个合法的、载入历史的妻子，他们都可以称“后”：妇戊(母戊)、妇好(母辛)、妇癸，前后是续弦的关系。司母戊鼎、司母辛鼎就是为祭奠前两者而铸。

记者：在我国的法定货币上雕刻青铜器的图案，有何重要意义?

丁孟：青铜在古代也被称为“吉金”，它是古人最珍贵的财富。比如以前的武将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下战功，回来后王赏赐金子，也就是粗炼的铜块，一次的赏赐不见得足够做一件器皿，所以给谁做就要思考很久，也不允许工匠做坏，因为这是拿生命换来的财富。因此在这样气氛的培养下，工匠的态度和技艺都有很大的提高。“吉金”反映了青铜器的尊贵。

其次，刚铸成的青铜器其实是金黄色的，不是现在看到的青幽幽的颜色。在金币上衬以青铜器，在颜色上更接近它的原色。在国家法定货币上表现青铜器这个传统文化的元素，这种表现形式很适合，起到了两个作用：一个是宣传作用，一个是示范作用，这体现了国家尊重古人创造、尊重传统文化，青铜器金银币是真正的艺术货币、文化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