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青铜重器的分量

《蟠虺》 刘醒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醒龙

到了武汉，是一定要去湖北省博物馆看看的，那里有太多珍贵的文物。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件展品：曾侯乙尊盘。这是一件造型繁复精美的青铜器，玲珑剔透的镂空装饰完全是鬼斧神工的杰作。凝望着这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楚国人之手的精美器物，琢磨着器物上那些优美的图案，心想它们是否传达了某种信息和情感?我相信，每一个作家，尤其是湖北的作家，面对这样一件珍贵的文物时，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看到刘醒龙的新作《蟠虺》时，止不住一阵惊喜，终于有湖北作家来写楚国最神奇(在我看来)的文物了。蟠虺是青铜器中一种常见的纹饰，以卷曲盘绕的小蛇形象组成连续不断的装饰。蟠虺恰是曾侯乙尊盘这一神奇文物上特有的图饰，尊口是蟠虺状的镂空花纹，仿佛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的颈部则是蟠虺纹的蕉叶形向上舒展，尊腹和足都是由细密的蟠虺纹严严包实，尊底的盘也在四只方耳上饰满蟠虺纹，与尊相呼应。看来，曾侯乙尊盘上的成千上万条小蛇已经在刘醒龙的文学想象中蠕动起来了，那么，刘醒龙又从这件文物中剥离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远古的神话，还是岁月累积的传说?读下去，才发现有着强烈现实感的刘醒龙讲述的仍然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小说通过文物进入到学术界，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下的知识分子。

完全可以用独辟蹊径这个成语来描述刘醒龙的构思。曾侯乙尊盘这样一件珍贵的文物，包含着太多远古的信息，却是今人难以读解的密码。我最初以为，刘醒龙将它写进小说里，一定是找到了破解的密码，要带我们去领略远古的神奇。但在阅读中才发现，刘醒龙完全把远古的信息翻译成今文，让死去的文物在现实场景里激活。刘醒龙或许长时间地站在博物馆内的曾侯乙尊盘的展柜前，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们，看人们在曾侯乙尊盘前的神色，更揣摩人们内心的活动。小说就是以今天的人们怎么对待曾侯乙尊盘而演绎出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曾本之是国内青铜器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之所以能成为泰斗级人物，又完全与曾侯乙尊盘有关。这涉及一个非常专业性的学术话题，即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的制作工艺问题。据了解，国内研究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的专家基本上认定，中国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都是采用范铸法制作，但湖北出土了曾侯乙尊盘这类青铜器之后，有的专家认为，曾侯乙尊盘上的蟠虺镂空图案繁复精细，以范铸法是难以制作出来的，因此在先秦时期应该同时也有失蜡法的工艺，曾侯乙尊盘就是采用失蜡法制作的。由此便形成了青铜器学术界的两大派别。这在学术论争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刘醒龙浓烈的忧患意识即使在面对学术论争时也没有止步，他在想，如果无限膨胀的欲望也盯上了学术论争，要将学术论争当成实现欲望的工具，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当然，刘醒龙的想法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在现实中，学术腐败在学术界变得越来越严重，其花样翻新也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于是，刘醒龙便以关于曾侯乙尊盘制作法的学术论争为切入点，大胆揭露了学术腐败的社会问题。曾本之老教授之所以成为青铜器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就是因为他在曾侯乙尊盘出土后，第一个提出失蜡法的学术观点。从此他要代表楚学院每年定期给曾侯乙尊盘进行检测。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工作!然而天真的学者怎么也不会想到，有多少贪婪的人在觊觎着这青铜重器。当然，刘醒龙更要告诫人们的是，这些贪婪的人不仅包括“惯于歪门邪道、偷天换日的贪贼”，更有“强权在握的明火执仗者”，而且尤其是后者，几乎让人们“无法应对”。一件在地底下埋了千年的珍贵文物，在刘醒龙的手上成为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冠冕堂皇的强权者的真实面目，他们的贪婪欲望可以将一切都吞噬进肚子里。天真的学者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他们的生命。

但刘醒龙在把曾侯乙尊盘当成古代留给今人的青铜重器来写时，还发现了另一件古代的重器留存到了今天，这就是文人的理想操守。“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老学者曾本之反复说的一句话，刘醒龙以这句话作为小说的开头，意味深长。曾本之就是这样一位当代圣贤，他最大的优点恰好是“不识时务”，不识以金钱和利益为处事原则的“时务”。他更是一个清醒的学者，勇于反思，勇于否定自己。他提出的失蜡法观点被人们奉为经典，写进了青铜史，但当他在与曾侯乙尊盘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有了新的发现，也就不顾个人得失，要否定失蜡法的观点。他说他只遵循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古训。一方面，刘醒龙对现实的腐败和阴谋进行冷峻和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他没有失去对真善美的信心。可以说，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心去读解青铜器的。他发现，古人在浇铸曾侯乙尊盘时，也把浩荡之气一起浇铸在蟠虺纹上，所以他要说：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所以，他在写到真正的曾侯乙尊盘再一次送回博物馆时，会让一股异香从存放曾侯乙尊盘的防护柜里飘散出来。也许刘醒龙在说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时，他是以君子暗喻我们的时代，他对我们的时代充满了信心。

刘醒龙大胆借用侦探小说的结构来承载他要表达的严肃主题。故事以主人公曾本之突然收到一封以死去二十多年的同事郝嘉的名义所写的信作为开头，就为整部小说定下了神秘的基调。谁是写信人?信中如谶言般的四个甲骨文文字又有什么深意?这勾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其后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充满了侦探小说特有的智力挑战。但刘醒龙这次的文体试验并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在故事性上的低端要求，简单地套用侦探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模式。他是从思想主题表达的需要出发，借用了侦探小说的结构形式。因此尽管故事中包含着好几个案件及蹊跷的死亡，但刘醒龙并没有以公安人员作为主视角，而是以曾本之和马跃之这两位聪明的老学者为主视角，在层层剥开案件谜团的同时，也揭露出知识与权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学术腐败的内幕。刘醒龙在真与假上大做文章，文物市场充斥着以假乱真、弄假成真，而高明的文物大盗老三口却反其道而行之，来了个弄真成假。而面对种种利害和功名，人们遮掩真相，尔虞我诈，更是将一切变得真假难辨。但一部侦探小说最终要揭开案情的谜底。刘醒龙要告诉我们的则是：该天谴的一定会遭天谴，该天赐的一定会有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