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漫谈青瓷羊

羊是中国远古社会中六畜之一，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原始居民，就开始择水草丰美的河湖周边，牧羊狩猎，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自古以来，“羊”寓意着吉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便说：“羊，祥也。”早在先秦时期青铜器和汉代瓦当上就出现了“吉羊”的字样，正是最好的实证。羊的造型出现在文物上的例子也很多：商代的青铜四羊方尊知名度是极高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羊为造型的青釉瓷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在这午马扬蹄而去，未羊款款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共同欣赏几件青瓷羊，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

1972年，安徽省宣城出土了一件青瓷羊(见图1)，器高10厘米，长11.6厘米，宽6.7厘米。青瓷羊呈跪卧状，直颈挺胸，目视前方，两角向后弯曲置于耳上，瓷羊背部有三根高低不等的圆筒状插管。器身满施青釉，釉色光润。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被鉴定为二级文物。

图1 1972年安徽省宣城出土的青瓷羊(安徽博物院藏)

1986年，安徽省宣城又出土了两件青瓷羊(见图2、图3)，两羊造型完全相同，保存完整的一件器高13.6厘米，长15厘米，宽8.4厘米。羊呈跪姿，昂首直颈，双角卷曲，颌下有胡须如钉状，头顶有一圆形小孔，腹侧刻划一对羽翼纹。釉色青灰，均匀莹润，施满釉，且眼睛点染褐彩，显得炯炯有神。现收藏于宣城市博物馆，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图2 1986年安徽省宣城市出土的青瓷羊(宣城市博物馆藏，完整的一件)

图3 1986年安徽省宣城市出土的青瓷羊(宣城市博物馆藏，有残缺的一件)

1996年，安徽省马鞍山市东吴大将朱然家族墓也出土了一件青瓷羊(见图4)，器高21厘米，长33.2厘米，此羊身驱肥壮，四足卷曲作卧伏状，昂首张口，羊角卷曲，头顶也有一圆形孔洞(见图5)，腹部、背部饰一周宽菱形纹带，尾部刻划斜线纹。瓷羊全身施青釉，釉色极莹润，釉薄处微泛黄色，釉厚处呈青绿色。因这件青瓷羊与其它出土的六朝时期青瓷羊相比，体量大、造型美、工艺精，而被耿宝昌先生赞誉为“羊王”。现收藏于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2003年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图4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出土的青瓷羊(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藏)

图5 朱然家族墓青瓷羊头部照片(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藏)

安徽省芜湖市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青瓷羊(见图6)，器高21.1厘米，长25厘米，宽14厘米。此羊头堆刻双角，浅刻的双眼炯炯有神，牙齿与胡须刻画精到。身躯肥壮，腹部两侧刻划一双羽翼。下有四蹄作跪伏状，昂首而卧。器型饱满，青瓷釉色莹润均匀。另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青瓷羊的肩部及后背有四个系，这是其它青瓷羊中所未见的。

图6 安徽省芜湖市出土的青瓷羊(芜湖市博物馆藏)

上述这五件安徽出土的青瓷羊，均属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越窑的青釉瓷器。此类青瓷羊，在南京博物院、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等处也收藏有多件(见表1)。

表1 皖、苏、浙三省出土的早期越窑青瓷羊统计表

(信息来源《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等)

从出土地点看，这些青瓷羊主要集中于皖、浙、苏三省交界地带，如上述安徽五件青瓷羊全部出土于皖东南，究其原因自然与这里临近越窑产地，以及“吴越地区”共同的文化传统有关。皖东南、苏南、浙北三省交界的地区，是三国时期吴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很显然这一区域内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习俗与文化传统。有研究认为，这些青瓷羊器形的出现，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建业、会稽一带道教思想盛行有关。如部分青瓷羊，羊身两侧刻划有羽翼纹饰(同时期的一些青瓷虎子上也有同样的羽翼纹饰)，这就很可能与道教的“羽化登仙”观念有关。此外，在一些三国时期青瓷卣的上腹部常塑有一对羊形铺首(见图7)，这也体现了吴地人对羊的图腾崇拜。

图7 青瓷羊铺首卣(安徽博物院藏)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晋代青瓷胡人骑辟邪烛台(见图8)，胡人双手紧抱着一只小羊于胸前，小羊温顺而可爱，与胡人亲密无间。辟邪一直以来是南京及周边地区崇拜的一种瑞兽，显然与南方文化有关。而胡人骑着南方瑞兽怀抱着小羊，是否象征着胡汉之间的贸易往来，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有关呢?

图8 安徽省舒城县出土的青瓷胡人骑辟邪抱羊烛台(安徽博物院藏)

此外，关于这些青瓷羊的用途，文物专家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认为“羊体中空，额头有圆孔，或许是盛放酒浆等的器皿”，即所谓的“羊尊”。确实早在商周青铜器中就常见一种“牺尊”(也称兽形尊)，即塑有动物造型的盛酒器，如牛尊、象尊、鸟尊、羊尊等。那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些“青瓷羊”腹体中空，头顶有空，很有可能是继承商周以来兽形尊的传统，作为一种盛酒的礼器，在重要祭祀场合使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们的用途是“烛台”或“插器”，《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介绍数件出土的青瓷羊，都采用这种观点。我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些类似的青瓷兽形器，如多地出土的青瓷辟邪(见图9)，背部也多有筒状插管，特别是前面所提到的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晋代青瓷器(见图8)，塑一胡人骑坐于一只辟邪背上，胡人头戴高冠，冠顶中空，呈一筒状插管，这样的器形应该是烛台之类的插器，肯定不可能是盛酒用器。

图9 青瓷辟邪烛台(安徽博物院藏)

所以笔者以为，上述这些出土的“青瓷羊”应当分别考察。背部有筒状插管的羊，用途很可能是烛台。而头顶有圆孔的则可能是盛酒之用的羊尊，特别是芜湖市博物馆收藏的青瓷羊(见图6)，不仅头顶有圆孔，而且肩部及后背有四个系，显然具有容器的一般特征。

笔者还注意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羊尊与各类兽形尊一样，羊为四足站立状，而这一时期的青瓷羊则全部为跪卧状，显得十分温顺、乖巧，显然已经进过高度驯化，成为真正的家畜。

将羊这一造型广泛应用于瓷器上，既是一种装饰，增加了瓷器产品的艺术性，同时更体现的是一种民风、习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动物会聚、物产丰富。总之，动物造型的象生瓷，其艺术性与文化性都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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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泓。青瓷羊的启示[J].中国文物报，19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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