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海将推出“清雍正 仿木釉五彩山水人物”笔筒

清雍正 五彩山水人物笔筒 H 15.3 cm  估价 RMB: 28,000,000-36,000,000

笔筒是为文房雅器之一，中空以纳笔，是其最初也是延续至今的特质。“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发端甚早的中华文明，最自觉的将历史的经验加以勤奋的传承。文化，不可逆转的囊括了一切它所触及的物质世界。书典必有刀笔，笔从人而行走撂握，久而久之，不便贮存携带，便有笔盒容纳，书案之上，则有笔筒承之。

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镂孔是为便于取笔。由此可知，两汉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三国时期的吴国文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中写道：“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且不细查其外貌，仅笔筒一词，便有史可查的绵延了二千于年。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然竹木易腐，无论是两汉，亦或是文物昌隆之唐宋，笔筒存世者皆寥寥可望。近至明代，各类传世器逐渐增多，蔚为大观，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一语道出了笔筒容毫纳笔的精神内核。明屠隆《文具雅编》载：“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又明文震亨《长物志》云：“笔筒，湘竹，栟榈者佳”，以上文献频出于明，即是证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竹、木、瓷、漆、玉、铜、象牙、紫砂等质地品类的笔筒，已经彻底的作为一种可以欣赏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无时不刻的出现在文房陈列之中。

瓷质笔筒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看，最早之实物现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记载“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另据明代文献《天水冰山录》载，查抄权相严嵩家产之清单上，赫然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故此推断，瓷质笔筒最早可追溯至两宋时期，而这与宋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氛围和高超的治瓷水准相吻合。而瓷质笔筒的再次勃兴，始于明代，盛行于清，并伴随有清一代高度发达的陶瓷製作水平而臻于鼎盛。

清雍正时期，王朝初兴，瓷製笔筒的生产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仅品种繁多，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颜色釉等，而且装饰图案丰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装饰纹样有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或题写诗词歌赋等。此件雍正仿木秞墨彩五彩笔筒呈筒状，圆口直壁，外底中心内凹。外底、足墙、口沿及器内施木纹釉，外壁中部留白，通景绘墨彩山水，并点染五彩装饰。外底满绘仿木纹理，无款。与之同类者，有一件故宫博物院藏，内、外、上、下及底足均为仿木纹秞，外壁通景粉彩松鹤延年的笔筒，与此件风格一致，也无款识，应当是为了追求像生之效果，故意而为之。

此器胎体致密，图案在器物上环绕一周，展开则是一幅完整的山水画卷，构图有密有疏，水面的辽阔，林石的繁密，形成巧妙的对比。笔触上也极好的表现出多样的技法，山石的皴笔层次清晰，树木依种类不同或用点簇或用夹叶。彩墨结合，以墨笔为骨干，以青绿为主调，间杂些许鲜红，由于釉料的缘故色彩比之绘画又多了一分鲜亮明快。其构图疏密得体，层次分明，景物错落有致，颇得章法，笔触运用自然灵活，渲染皴擦，格调清新，别具艺术魅力，整体画风富有清代宫廷山水画惯有的严谨富丽，文雅含蓄的特点，令人观之悦目，赏玩不尽。其细节处之绘画笔法，如松枝针叶，与同时期珐琅彩瓷名品“松竹梅图橄榄瓶”如出一辙，可印鉴为雍正官窑作品无疑。仿木釉始烧于清代雍正时期，以赭褐色彩描出木材自然纹理，形象逼真，它是清雍正、乾隆朝独具特色的釉色之一，装饰效果自然生趣，清雅怡人。《饮流斋说瓷》载：“乾隆有专仿木制各皿，远望俨然如木，而实为瓷者，名曰‘仿木釉’。”景德镇官窑以红、黑二种不同的釉色绘成木理纹，有的还作藤条装饰，远看乍望俨若木製器皿。以其做装饰瓷器之中，有笔筒、臂搁等小件，也有大型的仿木桶。并有以木纹釉为座，配以粉彩、茶叶末等花盆、瓶等器物。单就墨彩产生则与雍正皇帝有着极大的联系，因为他对赏玩器物品鉴要求极高，大多参与设计，非精细而不用，其创造的瓷器品种亦多，墨彩即是其中之一。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用国产彩料仿烧水墨珐琅效果的研究获得成功，窑工首先在白瓷上以黑料绘纹样，再经低温烘烤而成，其效果犹如在宣纸上以墨笔作画，木纹釉与墨彩结合，在烘托主题纹样方式上新颖别致，而且更为世所珍罕。查阅耿宝昌先生所著之《明清瓷器鉴定》，可知木纹釉搭配墨彩、五彩之笔筒，为雍正朝所独有，“…木秞地开光绘画的笔筒，款式甚为特殊，器内及外壁上下边线饰以木纹理的彩色秞，外壁中部绘有墨彩松鹤图或人物行旅图，在画面的花草和树梢上点染浅蓝、绿、淡珊瑚红、紫和白色，甚为新颖。”关于这一丰富釉彩瓷器的诞生，不能忽视一个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就是雍正六年旅任之督陶官唐英，其供职于江西御窑厂将近三十年，在都理窑务期间，创製新彩凡五十七种，这为创烧各种特殊效果的瓷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723年，雍正承继大统，莅位13年。他通过使用绘画、製瓷等手段，努力将自身标榜为一位澹泊儒雅的帝王，以天下文人之表率的形象君临天下。雍正常谕旨怡亲王烧製新样，怡亲王深谙雍正治瓷用心，精勤窑务，力求将清雅秀逸的艺术风格鲜明、准确的融入每一件官窑瓷器的烧製，雍正帝本人也从画稿、碹木样、书款、炼製彩料，到督窑官人选、窑工钱粮等一一躬亲。每一处精心勾描与设色，无不受皇帝力求表率天下的动力所驱策，传世雍瓷中，我们看到无论珐琅彩、墨彩、粉彩，还是青花、单色釉，其造型和色彩一变前朝的浑厚古拙，趋于隽秀内敛。清丽的线条中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其纹饰典雅，绘画笔触精妙纤柔，构图简洁疏朗，不染一丝烟火气。雍瓷在中国製瓷史上，以趋于完美的表现，传神地表达了一位帝王的情怀和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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