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宅迁移 贫富级差下的灰色市场

城市化改造和新农村运动形成两股合力，让传统民居随着村庄的飞速消逝而成为稀缺品。在浙江民间资本推力下，这些处于文物保护灰色地带的古宅开始了由贫及富的定向迁移，从传统乡土和居住中抽离，变身富人的私人收藏。

杜家老宅的剩余价值

张祝安走进洞口村杜家老宅的时候，像到亲戚家串门一样熟门熟路。“来了?随便看随便看!”杜家主事人杜永进热情地迎上来招呼。这段日子各地口音的陌生人隔三差五就来几个，都是这房子的潜在买主，杜家人对售价的期望不断提升。做古宅修复生意的张祝安来得尤其频繁，里里外外已经看过好几次。虽然价钱还没有最后谈拢，张祝安的口气已如囊中之物：“你看这‘牛腿’，半圆雕的‘百寿图’，人物的神态多逼真!还有‘东瓜梁’上的浅浮雕，在不到5毫米的厚度上雕刻得这么精细，正是东阳木雕的特征。雕刻繁复，人物身体和头部比例已经达到7∶1，说明是清中后期建的。”从这些细节上，他认定这座传统东阳民宅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上品，而且320多平方米不大不小，很容易找到买主。如果说有什么缺憾的话，就是房屋左右两厢保存程度不一，东侧的牛腿、东瓜梁、门窗的雕刻被人为铲掉了一半，尤其是人物部分，面目模糊。杜家解释，这是“文革”时被破坏的。“东侧住的大房是资本家，成分不好，破‘四旧’时成了牺牲品。西侧另一房是富农，没什么大影响。”

“你们沿着这条公路再去找找，保存得这么好的房子，只剩两座半了。另两座是祠堂，我们家房子没那么大，9间，就算半座吧。”杜永进这话也算不得夸张，从洞口村村口举目一望，沿山坡排布的全是三四层高的红砖楼，都镶着蓝玻璃，外楼面也像是说好了似的任红砖裸露。杜家这座木结构宅院像个孤岛，维持着一个古村落的最后尊严。

照杜永进的说法，即使在当年，他们的祖宅在小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建房子的是杜永进的太公杜瑞辉，当年他在东阳中药生意做得大，甚至卖到了大上海，因此有财力在祖籍地建一座气派的房子，留待颐养天年。如今，粉墙黛瓦已经斑驳，门楣上“道德传家”的家训也模糊不清，但门楼、天井、正屋厅堂完整布局仍可见当日昌盛。太公娶了两房太太，大房住东侧，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杜永进的爷爷，继承了太公的中药生意;二房住西侧，4个儿子，继承了田产。没想到“文革”中，继承中药的这支被划为资本家，命运的转折像房子上铲掉的雕花一样突兀。

这十几年收旧家具的商人深入到每家每户之后，屋里早已换成了现代摆设，那些雕花老家具似乎一夜之间就没了。“爷爷生意兴隆，我奶奶嫁过来时的嫁妆也比一般人家丰厚一倍，号称‘十里红妆’。90年代末，把她嫁妆里的那张雕花大床卖了60块钱，现在要是还在，怎么也要几万元。”杜永进说，木窗木雕整天提心吊胆怕人来偷，现在要卖房子，也算轻松了。

没有搭上前一拨儿拆旧建新的热潮，杜永进坦承，并不全然是出于对辉煌祖宅的留恋，而是没有分到足够的宅基地，只有二房那支的大儿子分到地出去住了。到如今，还剩5口人住在这里，杜永进他们夫妻俩住东厅，儿子住东厢房，西厅如今住着杜永进二叔的孙子，还有一个81岁的婶婶住在西厢房里。一家人里，只有老婶婶还固守着老屋里的木桌木椅木床，还有那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张祝安说，这种情况很普遍，杜家还算好的，很多老房子里只剩“两老”——老人和老鼠。如今杜永进也庆幸没有早点拆掉或卖掉老宅，不然，哪有现在这么奇货可居。

因为洞口村整体搬迁终于在今年确定，杜家老宅终于等来了发挥剩余价值的机会。在对面山坡上那片已经平整的新村用地上，让杜家悬空了好几年的宅基地终于要落地了。老房子一旦拆除，他们就能按现在户主分得占地“五间房”的宅基地——杜永进夫妻1间，儿子得3间，婶婶得1间——建4层，终于可以“上楼”。而这笔建新房的费用，杜家希望能充分利用老房子，卖旧房的钱抵得上建新楼的钱。这次拆迁同样也是张祝安的机会，这意味着经常纠结在古宅买卖中的文物、产权方面的麻烦事被提前扫清了，剩下的只是价格的拉锯战。张祝安按当前市场估价四五十万元，“抵不上盖5间新房子的价，那要60多万元，不能那么算”。拆迁关头，杜家人对卖房并无异议，如何分钱私下再商量，“比如东侧这户因为雕刻损失，分得少点”。

灰色交易的兴起

洞口村距离东阳市只七八公里，村口两侧的浮雕迎宾仙女正对着东阳到义乌的公路，这几年眼见这条路越来越繁忙。东阳到义乌的逐步靠拢终于蔓延到洞口村，村旧址计划兴建一个工业园区。东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东阳市博物馆馆长陈荣军对本刊记者说，东阳老城区改造、新农村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最快的这几年，也是明清古民居消失最快的时期。

张祝安之所以看上杜宅，还因为这种标准的房子在浙江已是凤毛麟角了。喜好收藏古宅的义乌艺术品经营协会秘书长俞峰认为，退后20年，浙江古建筑水平与徽州相当，只是徽州没有工业基础，仍然走文化、旅游路线，古建保存较好。而浙江在改革开放后藏富于民，拆房运动比其他地方提早了10～15年，80年代末就流行一种“萧南模式”，二三层的欧式小楼，花花绿绿的瓷砖贴面，上面立个葫芦一样的塔尖，有点钱就去造这种房子了。老房子柱子拿去做木桶，雕花件烧不起火，就扔在天井里烂掉。除了诸葛八卦村、长乐村等初期定位旅游开发的村子外，浙江几乎找不到古村落了。

古宅买卖市场的催生，由近几年传统家具木雕市场推动，也由陈荣军所说的近几年老城区改造、新农村建设中借力。杜永进、张祝安、俞峰——卖家、修复重建人、买家，从古村落到“百工之乡”东阳，再到藏富于民的新兴商业地义乌，恰恰构成了一个商业链。

在这一链条上，陈荣军所代表的文物部门似乎被忽略了。从理论上来说，文物保护当然是不可逾越的，俞峰、张祝安或者一线收房人甚至将它列为“第一障碍”，但实际操作中却是个灰色地带。“‘挂牌’为文物的，有国家级文物、省级文物、市级文物和文物保护点4级，东阳古建筑属于这4级的加起来只有207座;还有1560座古建筑没‘挂牌’，只列入文物普查登记。”陈荣军说，“挂牌”的当然按法律不能买卖，只登记没挂牌的，他们就只能劝说无权阻止了，更别说那些仍散落民间未登记的了。

挂牌文物古建筑要买卖，唯一光明正大的途径是申请“异地保护”，尽管文物法中并不提倡：“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陈荣军说，万不得已异地迁移的条件很苛刻，一是迁移之后尽量还要在原来的历史街区，二是这个街区的环境风貌不能遭到严重破坏，还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迁移的顺利完成。他从2000年进文物办至今，只完成过两次文物单位异地迁移的工作：“一处是去年搬迁的市级文物槐荫堂，在街区改造中需要搬迁，从提出申请到最后时限，一共花费了3年时间，其中有两年多都是在完成审批的流程，最后槐荫宅只是被迁移到离原址有50米距离的地方。另外一次迁移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的那次旧城改造当中，当时横店的徐文荣要为他的明清古宅博览城寻找古宅，找到的临拆迁民宅是文物保护点，已收归国有，由我们文化局做主就可以。如果是私人所有，也不可能有迁移保护发生。”

很显然，古宅买卖市场的兴盛，客观上加剧了明清民居的消失。陈荣军说，很多遭变卖的老房子已经达到了申请文保单位的条件，但老房子大多是公有的，又破败了，就低价出让给村里，几经转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不过，文物部门也很矛盾，如果老房子濒临拆迁改造，是任其消失，还是为它找到新的落脚地?陈荣军他们也曾拿出抢救经费的一部分，从拆迁公司手中买房子。“最早在2002年看中了一座12进老房子，拆迁公司按照每平方米几块钱来拆，我们给他1万块钱，说我们来拆，后来徐文荣想收，拆迁公司又加价了，要了1.5万元。当然那个房子的价值，150万元也不止。”陈荣军说，现在文物局仓库也有从拆迁公司手里买来的3栋老房子，都是没有挂牌的。“这些房子收藏是好价值，用这个木料来修复别的，也很有用。不过，文物部门要去收房子，就不可能像生意人那样有这样灵活的手段和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