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香四溢的青铜酒具鉴赏(3)

5.尊，主要是盛酒。据载，当时人宴请贵宾时，往往不是直接奉上酒杯劝敬，而是将一个盛酒的尊奉送到宾客面前，以示尊敬，因而称为“尊”，现在流行“尊敬”大概就是源于以尊敬酒的习俗吧。尊多为鼓腹，侈口，高圈足，形状不一，有圆的，也有方的，多以作鸟兽形制。例如“妇好”鸮尊，通高45.9厘米，口长16.4厘米，内壁有“妇好”二字铭文。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图6)。

6.彝，出现在商代晚期，古籍中对这种酒器尚未见具体的记载，是后人对于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如“彝器”、“彝尊”等。过去，史学家对某些不能恰当定名的青铜器，也泛称“彝”，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方形的青铜器，称之为“方彝”。目前国内很多家博物馆收藏有带“彝”铭文的器物，专家们都认为应当是盛酒之物。例如“妇好”铜偶方彝，高60厘米，口长69.2厘米，口宽17.5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图7)。

图7 四羊方尊

7.觥，用以盛酒和饮酒，已出土的觥中还附有小勺，用以酌酒。觥多制作为兽形，背部有盖，一般为椭圆形腹，也有的为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有鋬，盖多为带角的兽头形，或长鼻子卷的象头形。例如，“司母辛”四足觥，通高36厘米，通长46.5厘米，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辛”三字铭文。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图8)。

图8 饕餮纹罍

商代如此大量酗酒和商代是一个重视祭祀的社会分不开。《礼记·表记》上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也就是说商代重视祭祀祖先和神灵，这在当时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大量的酒祭祀神灵在商人的生活中十分普遍。例如甲骨文卜辞记载，武丁一次就曾用一百卣的鬯酒为祭。卣的容器大小不等，一般可容酒2—3公斤。以30卣计算，每次用酒量就达60—90公斤。然而，这只是为祭祀妣庚一人的用酒量。可见商代祭祀用酒量的可观。在祭祀的同时，人们也大量饮用酒，借助于酒精到达一种神思恍惚或极度兴奋的境界，从而可以更好地和神进行沟通，酒成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和桥梁，从这方面来说殷人把酒看成了神圣之物，更加促使他们对于酒的崇尚。

商代被周代灭亡之后，周人认为是因为商人大量酗酒才导致商代的灭亡。《尚书·酒诰》上说，殷商都邑内“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周初青铜器“大盂鼎”上也有铭文记载：“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可见周人把殷人亡国的原因直接归咎于酗酒。为此周人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在全国进行禁酒。他们认为上天造酒不是为了给人享受，而是为了祭祀，并规定周人不得“沉湎于酒”，不得“群饮”，违者处死。包括对于贵族阶层，也要强制戒酒。这表现在周代的墓葬中就是酒器数量在整个青铜器组合中明显地锐减，食器却大量地增加。直到西周中后期，酒器像爵、觚、斝已逐渐消失，基本不见，食器成为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

与相应的禁酒政策相应，周代在具体饮酒的礼仪中也出现了一种配套的青铜器——禁。禁是一种案形器，是我国周代贵族在祭祀或宴飨时放置酒器的用具。据《仪礼·士冠礼》东汉郑玄注：“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从这一注释中我们知道，古人之所以将禁称之为禁，其主要用意和目的在于要戒酒。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云龙纹铜禁，通长131厘米，通宽67.6厘米，高28.8厘米，重94.2公斤，现藏河南博物院(图9)。

关于禁是怎样施行禁酒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周初的士大夫阶层每次祭祀或饮酒的时候，都会将酒装入壶或尊内，然后将壶放在专门的禁上，以表示此次用酒的数量，以示禁酒。宴飨的时候，用勺从壶(尊)内挹出酒浆，一勺一勺均分给众人，直到酒罄为止，不再添加，以此来防止饮酒过度，施行禁酒之实。还有学者考证，在举行盛大礼仪活动的时候，禁上应是放有两个壶，尊者处在尊位，面前的禁上两壶，一个盛有酒一个盛玄酒，并将玄酒放在左边尊位上;卑者处在卑位，面前的禁上两壶皆是酒，而没有玄酒。所谓“玄酒”，东汉郑玄注：“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可知玄酒就是新出河或井内汲出的新鲜水。将水放在壶内，与酒并陈于禁上，而且玄酒还要放在尊位，这样一来，使原本已经限量的酒又少了一倍，而且这种待遇只有尊者才能享受，这应是西周统治者倡导的又一禁酒方式。

随着两周逐渐的衰落，禁的造型与装饰也相应地演变为衰落的趋势。但十分有趣的是，禁面上盛放的限酒的用具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演变的趋势却和禁的演变趋势完全相反，是体积的不断增大，盛酒量的逐渐增多。可见禁的戒酒的作用也越来越小，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情形的出现，西周初期所颁布的禁酒令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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