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瓘行草之外的概念及其评判体系

王献之《十二月帖》拓片

王福权

张怀瓘是唐朝与孙过庭并肩的书法理论家，他的理论有系统、有见地，然而其中也不乏令人费解的问题和一些谬误。下面笔者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一、“行草之外”与对“二王”的辩证评判

张怀瓘首先在《书议》中提出了审美的核心标准：“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随后在《书议》中按照字体及其提出的核心标准进行排名：“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将第三，子敬第四……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草书：伯英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逸少第八。”

不仅如此，张怀瓘还在《书估》中把王羲之的书法按照字体进行等级划分，提出了王羲之真书第一、行书第二、草书第三的观点：“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真字，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草书中王献之被排到了王羲之之前，针对众人不解之处，张怀瓘又在下文进行解释：“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书议》)

“行草之外”也有学者断句为“行、草之外”，但是张怀瓘明显不是这个意思，所谓“行草之外”指的是不同于行草的书体。他对行书和行草定义进行了解释，还引入了行楷(真行)和行草的概念，指出行楷和行草都属于行书。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中提到王羲之的一个故事时记载了行草的概念：“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

王羲之留下来的作品中很多都是行楷书夹杂有少数草书字体，如行书《奉橘帖》里面的“多”字是草书、行书《姨母帖》和《丧乱帖》里面的“奈何”二字等都是草书，这就是“草正相半”的行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书论中行草的“草正相半”指的是多数字由行楷书写成、少数字由草书写成，并且是就全篇而言，而不是对单个字风貌的描述。所以所谓行草书，是“正(行楷)草相半”的通篇书体的统称，杂有草书的行草书归为行书，杂有行书的行草书归为草书。张怀瓘所说的“子敬之法”不是草书也不是真书(包括杂有草书的行草书)，而是有草书的流便，比行书要开张，却又在行草书和草书之间的书体，直接称呼“行书”和“草书”或者“行草书”都不能突出这种书体的特征，准确描述又非常困难，于是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其归在草书之下，用“一笔书”来称呼：“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

米芾评价王献之的《十二月帖》云：“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书史》)于是对于王羲之与王献之，张怀瓘认为各有优点，所以排名有先有后，并提出了形而上的理由：“可谓子为神骏，父得灵和。”(《书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书议》)“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书断》)

而张怀瓘认为草书上王献之有超越王羲之之处，并提出了这些形而上的理由，根源在于王献之的“逸气过父”和“行草之外，更开一门”。

二、稿书与“草行之际”“行草之外”及行狎书的关系

张怀瓘在《书断》中批评了王愔对稿书的定义：“王愔云‘稿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案：稿亦草也，因草呼稿，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稿，岂必草行之际谓之草耶?盖取诸浑沌天造草昧之意也。”梁庾元威也对稿书、行狎书特征进行了说明：“所谓缣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狎书、楫书、稿书、半草书、全草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论书》)

稿书是从用途上来说的，也就是作为草稿之用，草稿自然潦草，这是其接近草书的最主要的原因。“草行之际”实则包含了行书、草书、杂有草书的行草书、杂有行书的行草书等。“××者，××也”是一个判断句，王愔所说的前者是后者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张怀瓘先通过草稿与潦草之间的同义关系把稿书定义偷换成了草书，然后又批评王愔草书不一定是“草行之际”，实际上犯了逻辑学的错误。稿书字体的形式特征实际上就是“草行之际”。

张怀瓘心中的稿书就是草书，是因为王献之的原因。献之曾告诉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书估》)

前文已论，张怀瓘所说的王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是行草与草书之间的字体，被张怀瓘归为草书。他认为王献之书写的就是身体力行的“稿(张怀瓘偷换概念后成为草书)、行(行草)之间”，也就是王愔所说的“草行之际”之中的一种，正是张怀瓘在《书断》中所说的王献之的一笔书。

关于稿书，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河东卫觊，字伯儒，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京兆杜畿，魏尚书仆射;子恕，东郡太守。孙预，荆州刺史。三世善草稿”“琅琊王廙。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能章楷，谨传钟法。晋丞相王导，善稿、行”“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

羊欣对书体的定义也是换来换去的，并且草稿书就是相闻书的说法也不正确，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一件草稿，《十七帖》中也有很多修改的内容。颜真卿著名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是有名的稿书作品，这些修改了的书法作品按照书写程序上来说都是草稿，可是《兰亭序》和《祭侄稿》很明显并不是相闻书。而我们知道，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相闻书中有很多种字体，并不是全都是草书。所谓“稿书”和“相闻书”都是按照用途来分类的。草稿书不一定用来写信，写信也不一定都用草稿书，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范畴。很显然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就是不对的。相闻书显然可以有很多书体，主要以实用、易识、快捷为原则。

羊欣还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南齐王僧虔的《论书》中记载云：“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行书本来就是介于真草之间的书体，加上一个“狎”字，书写显得更为随意。而综合考量，行狎书也就是“草行之际”之中偏向行书的一种。写信的时候可能随意一点，有时涂改一下，故而又被称作稿书，不过这里的稿书指的是潦草的行书，而不是草稿的意思了。

三、张怀瓘忽略的问题

张怀瓘针对不计字体而进行评价的这种现象在《书估》中云：“肤浅之人，多任其耳。但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岂悟右军之书，自有五等。”他又提出了真、草书不能一概而论的观点。其实不止如此，这个思想的内在含义是在比较优劣的时候要有体系，要按照字体区分，同样的字体也要体会书体之间的微妙不同，字体是指真、草、篆、行、隶等规范名称，书体是指书法家创作出来的字体，如欧体、柳体。

但是张怀瓘自己也同样在《书估》中犯了这样的错误：“黄帝史、周宣史、钟繇、张芝、王羲之、崔瑗、卫瓘、索靖、王献之，以上九人第一等。蔡邕、张昶、荀勖、皇象、韦诞、钟会等，度德比义，并崔、张之亚也，可微劣右军行书之价。以上六人第二等。曹喜、邯郸淳、赵袭、崔寔、刘德升、罗晖、师宜官、梁鹄、胡昭、荀奭、张彭祖、张宏、傅玄、魏武帝、曹植、吴孙皓、孙权、应璩、徐幹、张昭、嵇康、何曾、卫觊、杜预、杨肇、乐康、刘恢、司马攸、卫恒、卫夫人、卫玠、李式、王敦、郗鉴、郗愔、韦昶、桓玄、王廙、王导、王洽、王珉、谢安、庾翼等，或奇材见拔，或绝世难求，并庶几右军草书之价。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张嘉、庾亮、郗超、王瓘、戴若思、卫瓘、僧惠式、王修、张翼、戴安道、王元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徽之、孙兴公、王允之、宋文帝、宋孝武、康昕、王僧虔、谢灵运、羊欣、薄绍之、孔琳之、萧思话、张永、萧子良、齐高帝、萧子云等，才有得失，时见高深，绝长补短，智均力敌，可敌右军草书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九人第四等。张越、张融、陶弘景、阮研、毛喜、僧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可敌右军草书四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

虽然张怀瓘提出了这个思想，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专擅，有的书家各体兼工，在《书断》中他将书法分为神品、妙品、能品，并用个人的专擅进行论述。但是在《书估》中他却没有区分。后世之流传不可能一人只有一种书体，这是张怀瓘《书估》中论述的一个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