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阮元与书法：一代大家三朝重臣

《桂花图》

钟鼎文《颂壶铭》

阮元是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被尊为一代文宗。阮元在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三十种以上，也因此，阮元对书学的贡献及其在书法上的成就，反倒为他的学术盛名所掩盖，今仅就阮元对书法的贡献以及他的书法艺术简述一二。

首倡南北书派论，影响深远

阮元首先提出了“南北书派”的概念，并力推碑学，先后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贴论》两作，在中国书法理论研究史上，阮元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

从书法审美上讲，如果说帖派书法属于“优美”风格的话，碑派书法则属于一种“壮美”的风格，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阮元首倡南北书派论，把妍美潇洒的古代墨迹归为南派“帖学”，把古拙、朴厚、粗犷的碑刻纳入北派“碑学”范畴。清代历260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朝代。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当时，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自阮元倡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继起提倡北碑，因之崇碑之风一时大盛。世并以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碑学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纵观有清一代，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出现了一批造诣卓著的书法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阮元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金石考据造诣高深

阮元金石考据方面的造诣决不亚于经学，著述丰盛，并伴随他近60年的为官生涯。在任云贵总督期间，60多岁的阮元，有了一个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得不记载的重大发现，在云南陆凉访得《爨龙颜碑》。其跋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是年前后，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军砖拓本跋》，由滇寄还，否定《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并否定古来被认为规范的王羲之法帖的价值，转而认为北朝碑刻真正秉承古法，对后世影响甚大。

诸体皆擅的多产书法家

阮元不仅是一位造诣高深的书法理论家，也是一位诸体皆擅的多产书法家。阮元5岁从母学字，6岁进私塾就学，天分极高，其书法在清代极负盛名，以行草、隶书居多。阮元的行草多清劲，似非“金石之气”，其实是“帖中有碑、碑中有帖”。他的书法形式也是丰富多彩，对联、扇面、中堂、题跋等等，小者如蝇头、大者如斗，但都平和淳厚。阮元在任云贵总督时，曾在许多具有天然图画的各色大理石上题识，后来编《石画记》一书，书有刻本传世。笔者曾见过介绍《石画记》一书的底稿，其大小不一，达一百多张，大者如一页稿纸，小者仅火柴盒大小，纸张质量也是不一，可见是阮元灵感所至，随手写来。以行书为主，也有隶书、篆书、楷书，反映了阮元的多种书风。

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期间，曾书写隶书《大禹陵庙碑》。如今，在扬州公道桥旧里阮氏宗祠，有阮元亲书的三副楹联，一为“鲁浙试文章，杜绝院棚关节。江湖种芦稻，筹开祭赡章程”;二为“文秉枢衡，武承嗣荫”;三为“恩传三锡，家衍千名”。嘉庆九年(甲子)九月，阮元在扬州旧城文选楼北兴仁街建阮氏家庙，书《扬州阮氏家庙碑》，同年九月，作《嘉禾图跋》。纵观阮元的书法无不是他的精神、气质、学识、人品和学养的真实反映，他的书法作品，送朋友则充满惺惺之情，送学生则充满爱护与期望，为先人书写墓志重真情与孝道，考据题跋，严谨而又生动。苏东坡云“古之论书法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今天阮元的艺术成就已越来越得到社会与有识之士的重视，作为他的后人，我深感自豪。我想我们在研读阮元的书法作品与书论典籍的同时，更应该铭记他治学的严谨、为官的清正、对社会的担当，这也是我们应该代代传承的民族品质和用心守护的精神家园。

阮衍云/文，阮锡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