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黄家具的王者地位无人能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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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科，郑州明韵清风斋主持人。多年倾心于明清家具、碑帖拓片、高古玉器的收藏及研究，已出版著作《放弃与抉择同样重要》、《明清家具诱惑世界》、《收藏妙处与君说》、《收藏怎忍细说》等。

核心提示：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了乾隆年间，清帝国已臻于极盛。国力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时期的清式硬木家具，也几乎走向了极致。

核心提示2：黄花梨的颜色由浅黄到紫赤，色彩美艳，纹理清晰而有香味。黄花梨的这些特点，被明代的匠师们加以利用和发挥，大多采用光素手法，不加雕饰，从而突出了木质纹理的自然美。

核心提示3：以黄花梨为代表的明式家具以其简洁、质朴的造型，不加漆饰，不事雕琢，着意体现天然材质的情趣，奠定了其在中国古家具史上无比崇高的艺术地位。

明 黄花梨木大方杌，现藏于郑州明韵清风斋

明贵“黄”清贵“黑”的原因分析

明中期以后，上层社会使用硬木家具已成时尚。明代文人崇尚自然，贵黄不贵黑，黄花梨木自然受到明代文人雅士的大力推崇。他们依托木材的自然特征，设计制作家具多以实用为主，线条简洁流畅，从而给明式家具融入了浓浓的文化气息。因此，黄花梨家具多见于明晚期至清早期。

依据现今保存完好的明清家具实物，我们发现，明式家具基本以黄花梨、鸡翅木、铁力木这三大著名硬木为主要用材。这些珍贵木材，材质坚硬，色泽与纹理自然华美。尤其是黄花梨木，纹理细密，橙黄色如琥珀，玉质感极强，其纹如行云流水，飘逸动人，为硬木家具用材首选。而清人喜豪华富丽，贵黑不贵黄。紫檀木色沉静，为清皇室所宠爱，因此成为清式家具的用材首选。可见，区分明清硬木家具的主要用材是有规律可循的。

按照时下较为一致的观点，黄花梨、鸡翅木、铁力木等在明末清初已被大量用于硬木家具制作。由于它们的存世量有限，加之生长周期长，故到了清中期几乎用罄。因而，清中期以后，尤其是自乾隆时期开始，除紫檀木外，酸枝木被大量进口，担当起了清式硬木家具主要用材的重任。由此可见，“明贵黄、清贵黑”，不仅仅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也取决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以紫檀为首的清式硬木家具风格的形成过程。

1644年，清帝国定都北京。在清初战乱不止、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艺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直至康熙皇帝继位后，国力日趋强盛，家具制造和其他艺术品生产一样，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面对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艺术渊源的汉民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为几千年辉煌的汉文化所倾倒，另一方面，对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情趣又难以割舍。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最大限度地调和起来。清代工艺品风格，包括清式家具特有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例如，故宫[微博]博物院现存的一些鹿角椅、弓箭箱等家具，虽是按明式家具的结构和造型制作的，但它们却无不体现着满族的游牧民族生活习性。

清式家具在康熙时期，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清式家具至乾隆时期，才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式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来看，至少在乾隆中期，清式家具制作便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雕饰的繁多求胜。

明末清初 黄花梨炕几，成交价65万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雍正一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三年，却如同它在历史上对清王朝的发展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样，在清式家具，至少是以紫檀为首的清式宫廷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上，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新品迭出的重要历史时期。目前，一些传世的清式硬木家具，虽无年款，但从结构考究、用料精选、属清式风格且无繁琐之蔽上可断定，当属雍正时期的作品。这些家具，当属清式硬木家具中的佼佼者。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了乾隆年间，清帝国已臻于极盛。版图辽阔，四海臣服，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力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时期的清式硬木家具，也几乎走向了极致。

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具有下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用料贵重，制作不惜成本，工艺精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家具品种之多，式样变化之广，工艺水平之高，均超出清朝其他历史时期，是清式硬木家具的鼎盛年代，也是清式硬木家具制作数量最多、工艺最精湛、品种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乾隆时期的硬木家具，最富有“清式”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清式硬木家具的代表。

其二、装饰力求华丽，注重与其它工艺相结合。这一时期的硬木家具大量使用了金、银、玉石、宝石、珊瑚、象牙、珐琅器、百宝嵌等不同质地的装饰材料，追求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

当然，物极必反。就某些乾隆年间的硬木家具而言，过多的非功能性装饰使其显得繁复累赘，过犹不及，破坏了家具的整体艺术效果。而就品种式样的变化而言，为了追求奇巧，一些器物做得越来越不实用。以丧失使用功能为代价，去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从而使这些家具成为一种摆设，乃至纯粹用于炫耀的奢侈品。

这一时期宫廷家具制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乾隆皇帝本人的好恶密不可分。通查乾隆年间《造办处活计档》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像对其他工艺品一样，对家具制作兴趣极高，不仅直接干涉造办处的家具设计、制作和修复，而且往往具体到式样如何、尺寸大小、怎样更改。作为帝王，他的审美观对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成的家具上面，自然而然地也会留下他的思想和情趣的“烙印”。可以不夸张地说，乾隆时期随着过度求奢之风的日益滋长，终开清式硬木家具衰败之先河。乾隆一代六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清帝国极盛的一代，又是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清式硬木家具亦不例外。

清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业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从而进入衰退期。比如说在嘉庆道光时期，硬木家具的生产就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宫中造办处活计日渐减少，主要工作便是修修补补、拆拆改改，几近停工。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硬木家具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愈加简陋和粗糙，毫无艺术性可言。现在文物界把凡是制作近似乾隆、工料却又不够精良的清式硬木家具，定为“嘉道”时期的制品，不无道理。这一时期宫中制作的家具很少，大量流行的家具多是民间制作的仿宫廷家具。其特点是偷工减料，装饰艺术变繁琐为拼凑。盛时清式硬木家具的躯壳虽在，内在的精华已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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