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纳和延续(二)

宫廷收藏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千百年来，帝王争相搜求天下珍奇。其收藏理念为何?

首先，对藏品的拥有是王权的体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中国古代社会从原始社会转入到私有制社会之初，奴隶主们当时可以占有和享用的便是生产资料，即奴隶、土地、生产工具，这是他们财富的主要部分。在当时，生产工具主要是青铜工具，“青铜时代的开始跟奴隶制的开始几乎是同时代的”。 奴隶主掌握农器，将它们集中藏贮，用的时候发出去，用完了收回来，藏到府库里;同时，农器也可以作为武器。因此，奴隶主更加注重保管农器，农器是奴隶主们的重要的财富。 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奴隶主才可能制造出大量的奢侈品以供其奢华的生活。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许多轻巧多样的青铜器，它们的图案华丽，富有生活气息，供统治阶级享用。 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广征天下古物珍奇，并将其纳为一己之财富。

除了最初的生产资料和诸多奢华之物之外，能体现统治阶级权力还有祭祀所用礼器。所谓礼器，一般认为是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征伐和宴享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以图腾崇拜及祖先神崇拜为代表的原始宗教到了奴隶社会演变为祭祀天地四方诸神。祭祀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点作用，“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 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向上天乞求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权的稳固，而这些器物也被加上的神秘的光环。礼器中，最重要的要算青铜礼器，包括鼎、鬲、尊、罍、爵、斝、觚等等。还有玉礼器，主要有璧、琮、珪、璋、璜等等。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礼器也更加礼制化，“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礼器对于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以及内部的统治秩序，是有重要作用的。奴隶主贵族就将其中在宗庙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传说，夏禹曾铸九鼎，用象九州。夏灭，鼎归于商;商灭，鼎归于周，成为传国重器。“问鼎”遂成为企图夺取政权的意思。

其次，统治者希望从历代典籍精华中吸取治国之道。

西汉建立之初，丞相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汉武帝时，“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 历代统治者都深知“稽古右文”的重要，积极搜求天下书籍。以清代皇帝为例，清代统治者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他们入关后逐渐接收了汉族文化，并以此来统治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他们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文化政策：确立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笼络汉族文人，广泛采集、整理天下遗书，编纂、刊刻大量新书。

康熙皇帝从幼年便开始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亲政后仍嗜读不辍。他十分重视读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经典“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 ;他对史书也很有兴趣，认为史籍“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 。康熙的尊崇儒教、读史论经使他从古代典籍中体会了古帝王孜孜求治之道，为他后来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政治、文化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皇帝也是从幼年起博览经史典籍，保证了他日后得心应手得治理国家。在他统治时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把已有的书籍搜罗集中、考证校勘、分类提要，共收书3500余种，存目6700余种，其中有许多善本、孤本，内容十分丰富。《四库全书》并不是简单地把许多书籍凑集到一起，而是集结了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对所收书籍作了大量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作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

在紫禁城中，在皇帝行宫，凡是皇帝日常居住、日常起居、读书的地方都藏有大量的图书典籍，这也反映了清代皇帝对收藏、整理古今典籍的重视。“他们的才能、品质以及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了解更胜于汉、唐、宋、明的一些帝王。”

最后，收藏古物是帝王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接纳和延续。

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古人善于将人与自然浑为一体，拿物来象征人事关系。物被人们赋予了诸多内涵，成为了先民智慧的结晶、民族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生活的历史见证。拿玉器来说，在封建制诞生之初，儒家利用玉石来宣扬其“首德次符”的观念，于是，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之说应运而生。君子佩玉，无故不离其身，成了风尚。玉被赋予了哲学思想而被道德化。 历代收藏中不乏玉器，而君王、贵族、大臣的冠服带履、车舆鞍鞯等也均离不开玉饰。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因为物被人们赋予的种种内涵，统治者才往往从物中寻找传统的精髓。只有融入到其中，他们才能真正成为统治者。

乾隆皇帝对其所藏珍品中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在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看出。他有诗《题仇英桐阴画静图》，其中有诗句“心将太宇同寥廓，意与闲云共去留。掩卷匡床高卧处，蝶原是我我原周。” 在诗中，乾隆用庄周梦蝶的故事，表达了一种追求道家恬淡思想的境界。也许他在处理国事之余，以此作为心理上暂时的休息和逃避。

乾隆不仅从古物中寻求精神上的享受，还从中领略古人治国的道理。他曾有文章《古玉府珮记》：“内府铜玉诸器，率以甲乙别等第。兹古玉斧珮一，白弗截肪，赤弗鸡冠，土渍尘蒙，列其次为丙。而弃置之库，亦不知几何年矣，偶因检阅旧器，觉有所异，命刮垢磨光，则穆然三代物也。嗟呼!物有隐翳埋于下，不期而遇识拔，尚可为上等珍玩。若夫贞榦良才屈伏沉沦，莫为之剪拂出幽以扬王庭而佐治理，是谁之过欤?吾于是乎知慙，吾于是乎知惧。” 乾隆由古玉被隐没弃库，联想到国家人才被埋没、得不到提拔，而随之惭愧。

其诗《王谷祥春雏得饲图》：“老雀含虫归故枝，群雏待哺意堪悲。观图不觉生怜悯，合共思哉良有司。”乾隆看到图中群雏待哺而生怜悯之心。他将鸡雏比喻成“民”，将老雀比喻成“官”，并他将此画与宋代李迪《鸡雏待饲图》作比较，认为这两幅画都是表达了“政在养民”的思想。随后，他下令让地方官也览此画，让他们之道“尘民艰难”，而生爱民、养民之心，以此来教谕官吏。

统治者希望传统文化在他手中能够延续下去。

在中国古代，每个王朝的内府历来都是收藏珍宝之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博物馆。自隋唐之后，收藏风气更盛，并开始出现了收藏品的专门记录。初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历来被看作是收藏著录之祖。其后，还有宋宣和内府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清乾隆时期，以皇室之力敕命臣工仿北宋《宣和博古图》体例将宫中藏品整理编辑，产生了《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著名的藏品图录。

乾隆在编辑《西清古鉴》的上谕中说道：“遂古法物流传自有者，惟尊、彝、鼎、鼐，历时恒远，良质坚而体厚，不为爘湿所移、剥蚀所损，渊然之光穆乎，可见三代以上规模气象。故嗜古之士亟有取焉……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间鉴赏概弗之禁，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未尝不富。朕于几务宴闲，间加题品，夷考旧闻，多所未载。因思古器显晦有时，及今不为之表章，载之简牍，考索者其系取征焉?” 乾隆希望将古物编辑整理成册，供考索者查阅。在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时，他也表达了他的意愿：“内府缣素缥缃盈千累万，就中释道二氏合中与西宝笈珠函，凡名人高士大德真灵之所留迹，计一千三百二十五种，而我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手泽又复多有，是不可不敬谨什袭以示子孙也。” 他希望这些传世珍品能够得到精心整理而流传万世。 (许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