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的王府：王权制度下狭小的生活空间(5)

王府的土地和地租

土地仍然是清朝那套成熟的政治技术的基础。中央政府要安抚各个王府，首先要在制度上保证他们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

恭亲王溥伟之子毓曾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讲过他对自己家族的观察。他说，到光绪末宣统初，他家里的近万顷土地只有很少是在始封恭亲王时一次由皇帝赏赐的，更多的地是外省地主“带地投主”而来。这是地主们对向政府纳税所采取的一种“欲减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的形式，包含两种代理关系：穷人把土地挂在一些特权者名下，可以按较低的税率纳税，以及分享部分特权，免交一些附加费。这些地主又将自己土地投到王府名下，假报王府土地，如此每年只向王府缴纳较少的地租。

这些土地被详细登记在庄园处掌管的一本地亩册子上。溥杰在他的《大清王府》里曾讲过一个故事，“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位置在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被烧成一片焦土，‘地册’也被烧了”，比房子被烧更要命。“后来采取了善耆某妻弟建议，由王府派出几名能干的管家，各带几名专管记录的写字先生，分赴有地亩的各县，找各家佃户，逐个个别谈话，写字先生们在内屋偷偷用笔记录下来。一直这样持续了两三年，才把王府的新地册重新制定出来”。

曾在庆亲王载振府中服役的老人汪荣方估计当年以“带地投主”方式依附在庆王府名义下的土地就超过1000顷，散在各地。他说，“王府每年秋后派经租处的大批奴仆下乡去收取地租。为收租方便，许多王府都和庆王府一样在外县往往找一名地主做‘皇粮庄头’，为他们代收地租”。每年这一项中央财政流失的土地税收相当巨大，这是一类很明显的“违法”行为。但它在多数时候被皇帝所默许，出让利益的条件当然用以安定诸侯人心。

王府所供养的家人同样从中有利可图。毓在回忆文章中称，除“带地投主”，王府管事的也会时刻注意着去收买土地。当然这买卖中间有巨额的佣金可图，并且凡是经谁手收买土地，以后便由他下去收租，所谓“经手三分肥”。“每年八月节后，王府有100多人，除庄园处20来人，内账房、外账房、管事处、回事处，还有书房和后花园等处伺候王爷的人，都要抽调，下到下面各个州县，到十月底便陆续回京缴纳租银，到年底结账，算是当年地租全部收齐。”

一旦王府没落，这个监管松散、成本巨大的收租系统本身也无法维系。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王府，面对散落各地、数目如此巨大的土地，每年能把地租如数收缴，这的确令人惊奇。据史料，收租人作为王室权力的代理人，对地方政府直接构成约束和压力。收租人到一个县，县官都必须不遗余力帮助这位代理人完成收租任务。毓写道，“只要有一点不恭和不配合，收租人自然回京后会把责任推卸到县官身上”。后果可大可小，地方官员当然犯不着为这个小事冒政治风险。

而1911年之后，满人的处境急转直下。一些满人贵族还在为自己的地位做最后努力。1912年的三次御前会议，记录了末代贵族们对清帝逊位的争论。1月17日的御前会议上，庆亲王和恭亲王争论了很长时间逊与不逊的问题。1月末，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袁世凯和几位亲王的暗杀，满人保守派和野心勃勃的汉人政治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1月底，皇帝的母亲及亲近辅臣开始坐下来与袁世凯和北洋将领就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进行激烈的谈判。当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同意保证小皇帝和家人有权在紫禁城继续居住，继续拥有皇室财产，同时每年可以得到400万元的岁用，保护满人所有祖庙时，清朝廷于2月12日宣布溥仪退位。按优待条件，各个王府在这一个短暂的时期还可以领到俸银，但他们第一次发现，那些原来收租顺理成章的程序实施起来就开始屡屡碰壁——王府的基础于是被动摇。

战争是一个原因。收租再也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就简直难以为继。另外，动荡刺激了白银的囤积。王府贵族出于自保从银行提取白银，囤积家中或转存外国银行。这期间白银的大量囤积和流失导致了银铜比价的迅速下降。上世纪初还是100枚铜元换1元银洋，到1912年要用400枚铜元才能换到1元银洋。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毓写道，“租能收上来的寥寥无几了。而王府生活仍然照从前一样要花钱就向账房去支，起初款项开支不够，便在几个经常存款的银行借贷，到秋后收租时再还。地租少了，收来的租子又得先还银行的借款，一年亏空一年，以后再向银行借贷也没门了”。

1924年，冯玉祥在赶溥仪出宫的同时，也把清室各王府的土地以“缴价升课”的办法没收。就是佃农按照当时规定的较低的地价，分期上缴，以后这些土地便属佃农所有，此后只用向国家缴纳课税，不再向王府缴地租了。这种“变旗地为民地”的方法更是彻底中断了王府这条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当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这些“旗地”。许多王府根本不知道自己土地的具体数目，这些从来就操纵在管事人手里，也由管事全权处理了。据说肃亲王府到民国以后便把土地都卖给了承租的佃户，单价很低，但因为土地多，也卖了很大一笔钱。有些没卖的便划归“官产清理处”处理。因为军阀混战年代的势力变动，这些土地的归属也动荡不定。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当张作霖倒台后，官产清理处也收了摊，但在这一时期中所清理的旗地就全完了，清理处的巨额款项被卷走了。换了几次军阀，这些土地也全清理完了。王府的财富变得毫无根基，飘浮在尚未成型的中国社会之上，几经易权，它们就成了一些军阀官员的新家产了。

 5/7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