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的王府：王权制度下狭小的生活空间

北京最后的王府：王权制度下狭小的生活空间

不止一位外来的传教士曾描绘作为农业文明城市形态顶峰的北京，极富贵族气质的优雅与奢侈。马家良恩斯神父在1688年出版的书中说，他见到4000名官员，“从头到脚穿着极昂贵的紫貂皮”。即使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罗素与杜威依旧会为雕梁画栋的老北京的缓慢节奏与吃穿的精致而震惊。

19世纪上半叶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在力图完成现代化国家的转型，他们建立了较原来更为系统的官僚结构，以扩大税源，为王室带来农业和贸易资源，招募更多的军队，进一步扩大疆土。而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危机四伏，却仍然是世界上疆域最大、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庞大的官僚系统早已成熟井然。几千年的传统使它比任何国家更有效地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让北京看上去恢弘而华丽的紫禁城以及众多以紫禁城为中心和模板、按定制缩小而建的王府，正是这个官僚系统的一个部分。

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和逐渐集权于中央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之一。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藩制利弊的基础上，确定“封而不建”的原则。这比明朝更进了一步。明朝对皇子之封，还有郡国之号，到时要到所封的地方居住，称为“就国”，清政府连分封各地的形式也取消了，彻底杜绝了藩祸之乱。据《清史稿》记载，这些皇亲贵族分府之后，无郡国可去，只能在北京城建府而居，他们领钦命而“内襄政本，外领师干”。并且“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规定北京内城(今东城区、西城区)只准八旗驻防，而将汉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全部迁往外城(今崇文、宣武区)。这实际上在北京内城形成了一个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宗族社会，他们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专门的户籍制度、管理机构和司法系统。

这样，清朝的贵族们分别居住在了成拱卫皇帝之势的各旗中。这是清代王府汇聚于北京内城的原因。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王府的“定制”极为详尽。“紫禁城金碧辉煌，黄色琉璃瓦是其主要颜色。而王府的屋顶只能是绿色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说，主轴线上的建筑有几重，主要建筑如正门、殿、堂、寝和楼的规模，建筑物上的装饰，如梁栋彩绘、门钉数目、压脊兽种的数目以及正殿内是否设座和屏风都按不同的等级明确区分。《大清会典事例》曾记载郑王府一例逾制：“顺治四年，郑亲王营造王府，殿基逾制，又擅用铜狮、龟、鹤，罚银两千两。”罗说，多数王府往往在许多地方达不到规定标准，就拿逾制的郑亲王府来说，其大殿、东西配楼、后殿、后罩楼都不足规定标准，只相当于低一级的郡王府标准。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解释中国与印度为何未能产生现代城市时说，“西方城市是一台机器，善于粉碎旧的联系，把所有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而在东方，固有的等级结构妨碍了城市的自由发展，是官僚而非寻求财富的商人控制了城市，以自由流动为基础的资本无法生存。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很难说，这些控制城市的官僚们有着基于权力和财富的安全感——所有财富和规矩都由皇帝一个人给予。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贵族阶级，也没有清晰的阶级界线。甚至直到明清，中国仍然不存在世代传承的贵族。最辉煌朝代的统治家族的后裔在其王朝覆灭后也不再保有封爵和声望。明朝最显贵的王府是福王和桂王的，但前代元朝的贵族并不能与他们共存于世。同样，1644年以后，明朝的贵族和王府也没有得到保留。满人有自己的贵族划分，他们出自努尔哈赤、其他著名将领的后裔。但清朝的政策规定，除了个别世袭罔替的爵位，在九等爵位中，赐封爵位的家族当每一位享有爵位的人去世，下一个承袭者的爵位就要降低一级，这样，二等爵位的继承者就降为三等爵位，三等降为四等。最后如果不是家族的某人因卓越的功绩而幸蒙皇帝提升，曾经显贵的家族都将回到平民百姓行列。

王府里贵族们于是始终在谨小慎微地生活。他们同时和皇帝进行着各种争取各自家族利益的博弈，并随时为自己留好退路。1911年，宣统帝退位。北京大小王府里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寻找国外拍卖行将府藏的古籍、字画、瓷器拍卖变现。另一些王府则把绝大部分资产迁至天津、青岛，在北京的王府实际上成为一躯空壳。据《北京通史》记录，当清政府仍在利用京汉铁路快速向南调兵镇压武汉兵变，战争未完，“各王公大臣府第，亟于自保财产，纷纷向银行提取现银，积存私宅，且有转存外国银行及收买黄金者，人心愈加恐慌”。末代醇亲王溥杰在他的回忆文章《醇亲王府的生活》里提及他少年时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曾跟他抱怨说，“你看，英国征服了印度，可是印度的王公贵族，至今照样存在。日本灭了高丽，李王一家在日本也继续保持着贵族的爵位。可是咱们，恐怕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溥杰说他当时听了“很受到一种冲动，一度认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确是一句名言”。

当然最有价值的财富形式仍然是土地，所有王府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无一例外是在周边县州内所拥有的大量地产。据恭亲王溥伟之子毓60年代所写的回忆称，恭王府分布在直隶省100余州县内的7000多顷土地，在关外还有4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在光绪末宣统初，每年地租收入大约是12万元现洋。礼亲王的庄园要略少，将近2000顷，遍及辽宁的沈阳、辽阳、辽中、岫岩、海城等地。地租收入绰绰有余地供给着一个王府庞大的日常开支。

1911年发生的革命虽然暂时出现了两个共和国总统和一个满人皇帝这样的僵局，离新政体的彻底建立也尚有距离，但却足以率先摧毁清朝王室成员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家族财富以各种方式被重新分配，一些被转移;一些王府的家奴在各种被主人授意的交易里中饱私囊、巨额获益;一些外国资本的中国买办成为新一轮财富分配里最先崛起的新富人。清朝贵族们在300年间形成的贵族风尚和体制礼仪也随之荡然无存。

紫禁城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几易其主。拥有实力的军阀开始占王府为私宅。1926年入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7万银元的便宜价格就将顺承郡王府盘走，并对王府加以改建，将正殿的5间改为7间，对王府西路部分也进行了修建。新的权力者颠覆了满清贵族的不可逾越的“定制”，但并没有给这个城市以新的精神。

很多观察者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断裂感。C.P。菲茨杰拉尔德在《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里说他第一眼看到的北京，是一座“几乎没有触摸到现代气息而多少有些冷落、让人感觉奇特的城市”。他写道，“作为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了。一个能够收留皇帝并且与那个推翻的显赫、威严、高贵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在1924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菲茨杰拉尔德已经看不到皇朝和上百座王府构成的威仪北京，取而代之的是尘土飞扬的黄土路，老百姓仍穿着自17世纪满人入关以来的传统服饰，最多的交通工具是黄包车。一些有钱的中国人坐着马拉的有车厢的轿车，这种车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布鲁厄姆车非常相似。

而1924年溥仪被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从紫禁城中驱逐出去，现在看起来仍是一个充满寓意的事件，之前他和家人、仆役仍被允许在紫禁城的北部寝宫继续居住。1925的春节，冯玉祥颁布命令，春节期间，清空的寝宫对公众开放。至此，北京最大的“王府”和私人领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新文化诞生的“新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作为“公共空间”的北京城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呈现的气质，他们开始关注从前是王侯禁地的公园里人们的举止是否文明和恰当。一些人对旧帝和眼前的民国城市重叠下、精神空洞的北京城加以批判。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徐志摩称其为“死城”;陈独秀则认为，“后王府时期”的北京与欧洲城市相比，明显缺乏秩序和总体规划;封建王室的解体让政府公共财政有机会向公众披露。记者邵飘萍说，“首都所在地，街道坏到这步田地”，原因就在于“一大半修路的经费被市政公所吃掉了”，根据他报道的数字，“筑路养路费只有五分之二确实用在路上，五分之三都在人员开支上，或者干脆被贪污掉了”。“新知识分子”大多以西方城市为样板，期望建设一种新的都市文明，并要求更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机制。

“新知识分子”们的努力代表了一代人对于北京城精神气质的重新寻找和定义，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在以后漫长的80年间。这个意义上，80年后，从今年10月中旬起对保存最完好的北京恭王府开始的15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同样是在继续着这个寻找过程。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管理部主任鲁宁告诉记者，国家财政斥资4亿元对恭王府进行“复原”，其中将用两亿元对三路大殿所有建筑进行修缮，总面积达3.1万多平方米。他说，他们要恢复当年王府的所有细节，“连糊裱纸也要与当年相同”，新北京应该不仅仅意味着更多建筑的增加、更大面积的绿化、更便利的交通，它更意味着这座城市如何与它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和精神的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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