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家具的悲喜情怀

上海人有着极浓的红木家具情结。过去，谁家里要是置着一堂扎扎实实的红木家具，会羡煞左邻右舍。红木家具以它的厚重质地、深沉的色彩以及纤秀而不失端庄的样式，散发着海派生活的文化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上海人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在上海人的观念里，红木家具是可以传给子孙的，是传家宝，是小康生活的写照，是生活品位的载体。当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红木家具从居家重器到“四旧”，从“四旧”到“垃圾”，再从“垃圾”到古典家具，红木家具的传承完成了经济、文化两方面的价值回归，见证了上海城市生活的悲喜情怀，维系着上海人的复杂感情。

红木家具为什么受宠

红木是一种硬木，产于南洋诸岛和南美等地，在我国的海南、广东等省也有少量种植。它属于热带、亚热带植物，生长缓慢，质地坚致，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但在中国，红木用于家具制作，还是从明朝开始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发达，重量级的海船装了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运至国外，从那里装了染料、金银器等返回，但真正能返回的商品不多，中外贸易长期来处于顺差的情况。有时返回的货装不足，船老大就会装些红木压舱底，否则轻船航行在海上会摇晃得厉害。红木就是这样当作压舱货来到中国的。后来木工老师傅发现红木质地坚硬，就拿它做了家具。髹饰后木纹也很漂亮，于是红木家具登上了中国人的大雅之堂。到了清朝，红木家具就大行于道了。

在上海开埠后，上海的木匠受西洋方文化影响，将西洋家具的一些装饰纹样用于中式家具的设计与打造，红木家具就成了海派家具的代表作品。从现存的民国时期红木家具看，它们确是中西文化的结晶。据老木匠回忆，当时大量的红木作坊集中在今天的虹口区一带，红木家具的木匠比白木家具的木匠档次要高一个层次。因为红木家具做起来难度挺大的，连工具都不一样。比方说，白木刨子只有一把刀，而红木刨子有十几把刀。红木只有木屑而没有刨花。可见这种硬木有多硬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木是一个统称，其中包括了紫檀、花梨、酸枝、乌木及鸡翅等8个品种。红木虽然硬，但可以雕各种花纹，透雕、浅浮雕都可以。白木家具中只有核桃木能与之相比，榉木、榆木、樟木等只能粗加工。工艺质量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卖掉红木书桌，评上副教授

红木家具的价值回归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静悄悄的，不事声张的，因为当时还处于运动后期。它的背景是，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对外贸易开始活跃，有些外宾也来上海参观访问，顺便带点工艺品回国。在一年一度的广交会上，历代书画和古玩是吸引外宾的一项大宗商品。有个在文物商店工作的老法师回忆说，当时一件清早期的五彩大盘标价8美元，一块明末的玉佩标价4美元，齐白石的山水中堂才5美元啊。领导上还说值，为国家创了汇。

因为价格实在太便宜了，一些外宾就来“淮国旧”选购红木家具，然后运出境。向来嗅觉灵敏的上海人也开始瞄上红木家具了，红木家具情结悄悄地起作用了。我们弄堂里有一个大学讲师，从“淮国旧”里花了60元买来一张分体式红木雕花书桌，后来有人发现它是同一条弄堂18号里老四家的。老四是一个小流氓，经常打群架，调戏妇女，算得上是老吃官司了，他父亲在建国前是开铁店的，家在文革中被抄，一堂红木家具被当作战利品运走了，其中就有这张书桌。谁想到它会在“淮国旧”里出现，并被一个臭老九买回来，老四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就吆五喝六地找上大学讲师的门。但知识分子虽然地位不高，但能言善辩，老四讲不过他，。只得怀恨在心，时不时下暗手作弄他家，比如踢翻马桶、弄脏他们晾晒的衣服。直到十年动乱结束，老四在柳林路摆摊头贩卖伪劣头羊毛衫发了，再次到讲师家中，希望他出让这件原本属于他家的红木书桌，而且此时老四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将原本属于他家的红木家具都收齐了，独缺这张书桌。照理说，这个要求于情于理说得过去，但此时知识分子待遇还没有提高，手术刀还不如黄鳝刀，穷讲师心里有气，又自鸣清高，任凭老四加价至原价的五倍，也不肯出让。但第二年，这个大学讲师要评职称，得出一本题为《论〈小尔雅广注〉的文字学价值》的专著，这种书注定没人要看，只得自费出版。没钱，怎么办。此时老四又来了，价钱出得更高，穷讲师扛不住了，一拍桌子：卖。最后皆大欢喜，老四找齐了传家的红木家具，大学讲师成了副教授。这年头自尊心值几钱啊?

据收藏圈内的专家估算，最近二十年里，红木家具涨了至少二十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红木家具滑入低谷，但很快在三年前回升。比如说一张品相好的清末拐子龙曲腿内翻马蹄足红木八仙桌，1999年的价格是1万元以内，今天没3万元别想拿走。而老法师铁板钉钉地说，“还要往上蹿，趁现在有点余钱，赶快买。再过三五年肯定翻个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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