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宫地毯(2)

宫殿建筑形式、地处位置与使用功能还体现在地毯的铺陈方式上。在殿宇用地毯中，太和殿内地面开阔，为与高大殿宇内装饰相配伍，于清初就在地面满铺栽绒大地毯，此种做法沿至清末，始终如一。而其他殿宇、寝宫、书房、以至于蒙古包地面，或满铺、或局部铺用。如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库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常宁传旨：秀清村南书房殿内现铺黑地黑毡之处，着满铺花毯，钦此。”“挑得紫地红花羊毛花毯七块持进，交太监胡世界杰呈览。奉旨，准用此毯。” 又如“盘岚精舍东进间：地面铺黄地红花羊毛毡三块。”“西苑北海的古遗堂西间：床下地面铺紫花羊毛毡一块。”又皇家蒙古包内用毯，随包体圆形的地面，所以常选用圆形的毯子，如“黄漳绒五鹤圆毯”既是皇家蒙古包用地毯。

由上所述，清代宫廷建筑群宫殿铺设中，凡紫禁城中轴线上建筑体量高大的礼朝场所，地面必铺设龙凤纹栽绒毛毯。位于园囿内的礼朝殿宇，铺设的地毯则无特殊要求。在紫禁城与园囿各处寝宫、以及书房、佛堂、蒙古包等处，也无严格规定，可根据需要择选不同材质、不同花纹寓意的毯子铺用长方形毯、或铺设圆形毯。可见，宫殿建筑形式、地处位置、使用功能的多元性，导致清宫廷地毯的铺陈的多样化。

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纹饰

清宫殿堂各具特色的建筑，其内装饰艺术，往往能与宫殿铺设的地毯纹饰相互匹配，从中产生更具特色的视觉效果。

紫禁城三大殿的地平毯与太和殿的地毯，这类栽绒毯图案与各殿的御路石雕有异曲同工之妙，地毯主花边为卷草纹，毯心内一侧为海水江崖，再附之以珊瑚、宝珠、杂宝卐字纹。其上饰龙戏珠，以云纹间饰，这些纹样呈现一件长方形的地毯上。地毯在施色上以木红为地色，再选用黄、深黄、绿、草绿、黑、白、棕、妃色、深蓝、蓝、月白等色。整毯构图疏朗，主题鲜明，在艳红色彩的渲染下，图中的龙纹表现的正是《说文》所言：“龙，鳞虫之长。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二登天，能秋风而潜渊”之特有的神韵。 若将视线再投入到殿内彩画中的龙、凤纹天花、枋子上的金龙合玺彩画、贴金龙凤合玺彩画、以及太和殿宝座前六根金光熠熠的盘龙大金柱，龙、凤呈现在殿宇的顶部等，即刻感受到两者之间得相互呼应中，已将殿内装扮成颇具神秘的龙的世界。最终达到有效的烘托端坐于宝座上当朝天子的威严、神圣。特别是太和殿的宽敞地面上，满铺海水江崖云龙纹大地毯，几十条龙犹如穿云过海，气势磅礴，从中感受皇权的震撼力。

能与云龙纹地毯相提并论的是，位于乾清宫后的交泰殿上的地平毯，毯心主图案正中为盛开的一朵牡丹，两旁上对对峙双飞的凤，并以四合如意云、朵云作间饰。这里的主纹样双凤，与殿内的龙凤合玺彩画如出一辙。殿内呈现的凤纹，源于图腾崇拜的龙凤，《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名曰凤凰……是鸟也，自饮自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又《说文》：“凤神鸟也”。凤纹与龙纹相互匹配，皆源于“虬龙鸾凤，以托君子”之说。所以地毯在木红的地色上，呈现出的双凤是帝后独尊身份的象征，特别是地毯中的海水江崖纹，更强化当朝统治者的意愿。铺陈地毯的结果是有效增加“一统江山”的含义。

在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寝宫中，受建筑空间的限制，室内墙壁素色、顶部也没有大殿顶部装饰性建筑。但由于室内设有木镂雕落地花罩、摆设着繁多的床、条案、炕桌、字画、照明灯、以及桌案上陈设的钟表、瓷器、珠宝，足以弥补了墙壁、屋顶单一的状况。在如此多样的陈设物，将居室装扮得华贵典雅。面对这样得空间，地面铺设的地毯，地色明显的不似殿宇地毯上的木红色，呈现出米色、姜黄色、金色、蓝色等多色彩的特点。其上呈现出花草、几何纹样。柔和地色与俏美的花纹，渲染出浓郁的生活情调。显然这些完全是为适应居室内华丽装饰的需要，并通过地面的毯子与即室内多彩陈设物相互呼应，力求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

在佛堂用毯方面，清宫帝后信奉藏传佛教，宫廷大内设有规模宏大的佛堂建筑，诸如雨花阁、慈宁宫、宝相楼、梵华楼等处佛堂，或于礼朝殿内、或于居住处前堂两恻室内也辟为佛堂，以供奉各类佛像，如此设定的佛堂在宫中多达几十处。此外，皇家各园囿、围猎场等处无不供佛，众多佛堂圣地内，有的需要铺设地毯。诸如位于现颐和园排元殿的亲清大报恩延寿寺中前大庙的大雄宝殿“中间地铺红地栽绒花毯一块”。但有一点提出的是，由于藏传佛教崇信黄色，所以在举行隆重拜佛活动中，则选的地毯以黄色地居多，尤其是每遇清帝至避暑山庄的佛堂，需由宫廷备姜黄地狮子纹栽绒毯、或黄地莲花纹地毯为用。这里的狮子，在梵中写作“师子”(simha),以其百兽之王的美称，在诸经论中借以比喻佛的无畏与伟大。地毯的黄色地与狮子纹，使佛堂建筑的使用功能得到完美的体现。

由上窥知，清代殿堂、宫室、书房、佛堂等铺用的地平毯或地毯，以其鲜明的主题，协调的色彩，为殿宇宫室内增加了艺术气氛，甚至是以形象艺术，深化宫室的使用意义。

帝王的威严 顶级的织造

地毯在“席地而坐”的时代，被视为家具之属。时代的推移，生产力的提高，床榻的出现，使地毯逐演变为家具的附属物，随之地毯织造中使用性也让步于装饰性，并长期以来在室内家具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正因如此，当朝统治者从未中止过地毯的为用。有清一代，宫廷用地毯一度达到鼎盛期，这其中与宫殿修缮、皇家园囿的建造、外出盛大活动有着重要关系。

清代，大凡宫殿修缮后，殿宇室内则需要更新装饰，反映在地面上就是需要铺设地毯。以紫禁城太和殿为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完成对太和殿的重建，之后，宫廷陆续织造一批供殿内用栽绒地毯。栽绒毯用料为西北地区—主要是青海一带的土种羊毛，丝线与棉线、选用植物染色，采用宁夏编织技术，编织的地毯一般长10米、宽6米之多，重达300余斤，将此类毯称之为大殿毯当恰如其分。这样一批大殿宇用毯，体现的是当朝官方最高编织水准。

这一情况同样反映在兴建皇家园林中，清康熙至乾隆年，清朝大兴园林建造，著名的有“三海五园”，“三海”是北海、中海与南海。“五园”又称之为“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至清晚期，朝廷为庆祝慈禧六十寿辰，挪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上述每座秀美园林众多的宫室内，地面需铺用地毯，一部分是责成工部成造。如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库掌四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热河枕碧楼下，夕佳楼下，霞标风泉、满清厅里外间、千尺雪、宁静斋寝宫并环璧西三间局铺地毯，着量尺寸样发往京内承做，由报来铺设，钦此”。为满足当朝各园林用地毯，乾隆、嘉庆年间，曾招募“回子毯匠”数名进京，在圆明园清宫造办处，承做新疆地毯工艺的栽绒地毯，并同时负有向皮作传授工艺之职。相当数量的用毯，则是与地方织造，诸如宁夏、内蒙、新疆、甘肃、北京等，以及对外贸易购得。

另外，清朝廷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建筑物—蒙古包。蒙古包原名毡帐、穹庐、幄次等，据《黑龙江外记纪》载“穹庐，国语(即满语)曰蒙古博。俗读‘博’为‘包’。”故清代开始将穹庐称之为蒙古包。它是游牧人的居室，也是满族建筑中的一部分，正如嘉庆帝所言“盖满州旧俗，遇巡幸行围驻跸之处，向俱携带毡庐帐房，随处支立行营。”清入主中原后，蒙古包的为用，仍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清中期以前为盛。既成这一事实一是朝廷在围猎、东巡、郊劳、战争等特定场合，均需使用蒙古包;二是清帝在觐见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等人、王公等人，尊循其俗于蒙古包中进行，远离紫禁城的活动中，已将金銮殿设在蒙古包内。又按宫规每年蒙古、回部、番部年班入觐时，常在宫中的保和殿、中正殿、抚辰殿等举行蒙古包宴赏活动。这些蒙古包的搭建，毫不夸张地说，是依托着各种毯子得以完成的。因此，朝廷为此旨意西北地区以进贡的形势为朝廷织造平纹地毯。此外，每遇朝廷举行的木兰秋狝、及其他类野外活动中搭建的蒙古包，其内需用多种形式的毯子，地毯数量为多。

以上随着皇家殿堂修善，兴建的园林、或外出用蒙古包而编造的地毯，在装饰纹样上，突出与该建筑的装饰、用途的协调性。位于紫禁城太和殿编织的地毯，为与该殿内藻井、天花、枋子、以及六根金云龙大柱纹饰的协调，将大殿内原龙穿花的地毯花纹，逐更新为云龙、海水江崖纹。毯中的龙眉、眼、嘴、须、身、爪、四合云文的形状等，均与殿中彩画的纹样一一对应。而专为御苑编织的地毯，本着园囿更多是休闲之地的宗旨，所以地毯中不拘质地、花形、色彩的约束。既有少数民族风情的色彩、花纹，也有融合了西方18世纪以后流行的洛可可风格与新古典主义的流行的图案，以及中西合壁的纹样。这些异域图案在不同质地地毯上的呈现，将御苑宫室、蒙古包内装扮得对子多彩，极富华丽，有效的增添了生活情趣。

正是紫禁城内殿宇的修缮，景色优美，规模宏伟的园囿内不计其数的殿宇、宫室，以及外出临时搭建蒙古包等建筑形式中须用地毯，导致清宫廷地毯生产中，逐步拓宽织造领域、提高了工艺技巧、丰富了花纹装饰艺术。

总而言之，地毯是皇家宫殿建筑的从属部分，其织造中的用料、用色、花纹、形状、铺用形式等均受制于殿宇建造的等级、用途。但地毯本身非消极用物，而是凭借色彩、纹样，为殿宇宫室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有时甚是建筑内难以表现的震撼力。因而，地毯在宫殿建筑中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廷建筑与地毯织造两者紧密的结合，成为清代建筑史与地毯织造史中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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