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书画界的拜师礼(2)

跪拜学艺 程澈 绘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需有新解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关于“师”“为师”的论述不少，诸如，“智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谓之师。”(贾谊《新书》)“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吕氏春秋》)“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师说》)等。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姜太公《太公家教》中所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此语的理解，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苏坚认为在不同时代和语境下差别会很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转化为现代的‘尊敬’伦理，则是人都得平等相待、互尊互敬，师生是其中的一种关系，当然也应该相互尊敬;但这句话若流为教条乃至教律，可能就是传统中的糟粕：如果某师是媒体也报道过的‘腐败之师’，某师是性骚扰惯犯，某师迷信权力游戏……此师也终身为父吗?”

对于跪拜礼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表示，跪拜是传统礼仪，本身无所谓好坏。礼仪一定要发自内心才有它的作用，否则只是徒具形式。“中国传统礼仪多发生于农耕时代，多数礼仪形式带有人类早期活动特点，即多以身体变化来体现相应内涵。但时代发生变化以后，这些礼仪形式也一定要发生相应变化，礼仪变化也是由繁向简，最后落实在简单的握手、作揖、拥抱、贴面等简单形式。跪拜本身是繁琐礼仪，对环境、服装、空间等都有相应约束条件。现代社会，跪拜已不适宜。”

谢泳还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和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有很大区别：“现代社会已完全没有传统师生关系的依赖性，教员是公职人员，职业本身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传统中融知识与信仰于一体的行为。现在是生存第一，学生在知识上与老师不是一个简单的依赖关系，跪拜没有用，你在知识上与老师有再好的承传关系也没有用。现代社会是一个学历社会，学历是现代社会选择人的唯一标准。”

对于当事人“我们拜的不只是老师，还有传统文化”的说法，肖鹰认为对传统文化要区分两个层面，要讲清楚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魅力，也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华的部分譬如道家强调的自然，儒家强调的大义担当，这些是精华，但道家、儒家也有糟粕的部分，譬如儒家所说的人是有等级划分的，以及三纲五常。如果将糟粕继承下来，等于我们在搞历史倒退。他说：“现在的中国历史已经从封建社会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在这个前提之下，要反对封建社会那种等级制度，还有相应的人身依附关系。现在搞师徒跪拜，实际是对封建社会的礼法体制的复辟，至少在师徒关系上是在恢复礼法体制，不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这是要区分清楚的。”

赞同跪拜礼的有一种观点，徒弟正式拜师后，才表明一种责任关系的确立。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李向明表示不解，他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跪拜的习俗就逐渐作为封建礼教被铲除，而这次声势浩大的书院集体跪拜，是这种旧习回潮的深化演练。“只能加强尊卑等级的划分，与现代文明所提倡的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完全背离。这种现象完全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在倡导传统文化回归的当下，更需警惕和认清没落的复古情景的再现。”据他观察，近几年，有多处举行师徒集体跪拜的事例，他认为其根本不在于尊师重教，而是利益链条使然，是打着继承传统文化的幌子，拉帮结派，壮大队伍，炫耀身价和地位，尤其是在买卖市场中的地位与名头。

对于跪拜礼后师生责任关系得以成立的说法，苏坚亦表示怀疑：“如果这种责任关系可以证实成立，那我建议

成立条件是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断增加的，比如，他们不存在收费关系、不存在发证(进修证、结业证、毕业证)关系。”

今天应该如何拜师、尊师

过去，拜师仪式要行三跪九拜大礼。近现代的很多书画家都有过拜师名家或自己收徒的仪式。记者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1980年代初，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行传统的三跪九拜大礼，张大千则在一旁陪礼。这样的场面曾经屡见不鲜。

《启功全集》编委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李强编过《陈垣和家人》一书，对书中记录的一次启功先生行跪拜礼印象颇深。“文革”后期某年大年三十，启先生去老校长陈垣先生住所去拜年，去了把小院门一关，跪上正堂，行了大礼。“当时在场的还年轻的曾庆瑛(《陈垣和家人》作者)被吓了一跳。启先生行的是正儿八经的礼，当时陈先生也受这个礼，受完礼后，将他扶起来，步入厅堂说话。”

“启先生还有过一次行跪拜礼。他是个佛教徒，为了做《大悲咒》，他就去问当时雍和宫的住持学咒，一进门见了住持就跪下，说要学这个咒，在住持念这个咒的时候，他一直是跪着受的，我认为这是对住持的尊敬，也是对接的咒的尊敬。这个活动完了要照相，他就把住持扶在柜子上，自个儿站在旁边，从年龄上说，他要比住持年长，别人都说这不合适，尤其大家知道他大名，但他说这是我们教里的规矩，作为修行人，要懂礼。”李强说。

生前曾担任启功先生助手的侯刚接受记者采访时，描述了启先生对待拜师的态度。侯刚回忆道，曾有学生想要跟启先生拜师学习书法，启先生婉言谢绝。曾有一位研究生刻了一方章，上刻“启功弟子”，启先生看见了很不高兴，说你把这个章磨掉。在对待师生关系上，“启先生曾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是同学，留校了是同事，出去工作了是朋友。他经常讲教学相长，从未用师徒的方式去界定过师生关系。现在很多人说‘我是启先生书法弟子’，启先生都是不承认的。但有人向启先生学习写字，他总是很热情地提供意见，给予帮助。但他生前一直这样讲：我没有收过书法弟子”。

太原师范学院中国书法史论与艺术研究所所长刘锁祥是国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入室弟子，他这样陈述自己的拜师经历：“我拜姚先生为师，当年既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实行什么跪拜礼，姚先生也没有要求我做这些，而且过去几十年也从没听先生讲过，他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会研究生班时施过什么类似的礼。现在高校有种情况，就是教师在学校教学，同时又拉出学校中的学生，自己来做师傅，甚至要求学生来施跪拜礼，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太不正常了。”

智效民认为，跪拜礼重现显示了一种沉渣泛起的趋势。“就最近所见，前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黄某欲辞掉硕士生导师去办私塾，并要求弟子行跪拜之礼的新闻，后有凤凰岭书院学生集体跪拜老师的场面。尽管当事人都有各自的理由或借口，但是在我看来，行跪拜礼不但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而且还有为帝王制度招魂的可能。”

“如果我们在一些重大祭祀典仪中，对古代先贤行叩礼甚至跪拜，可以理解为表示一种遥远的崇敬。但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对还在世的人，这样一种表现，是一种倒退，是反现代文明的。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是批量性的、大规模的行跪拜礼，不仅会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在不良的商业气氛中，可能在合法和非法之间形成灰色地带，甚至会走向一种帮会化。现代帮会，常常是以师徒、兄弟关系来组织，跑拜就是一个必要仪式。这种行为对社会来说，是包含着很多危险的。”肖鹰分析道。

谢泳认为，今天的师生关系和传统的师生关系完全不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今天已不可能，因为今天的知识系统相当复杂，学科非常细密，老师无处不在，与传统中的一生基本固定一师的情况完全不同。尊重传统的方式必须与时代共进。”

在倡导传统文化回归的当下，作为国家文化机构以及私塾、书院等民间文化机构该承担怎样的功能?苏坚认为，传统不是“倡导”而回归的，而是在生活需求中回归的，生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不是行政生活，不是国家机构生活。所有表演都不是真实的生活。

编过《老课本新阅读》、拍过纪录片《先生》的邓康延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深有感触：“我看到民国编小学课本的先生们，能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有名望的先生及其弟子，亦师亦友，互为尊重，更显大家风范。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西南联大的先生和学生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茅草棚，他们率真平和的表率，赢得了更多人的爱戴。杨东平先生为教育纪录片《盗火者》站台时说过一句话：‘人格是最高的毕业证。’各行业的一些人行跪拜礼的时候，但愿人格不会在那里跪拜着。”

 2/2   首页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