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家具在三乡

上世纪90年代，传世的明清家具在海外各大拍卖场上“露脸”，一件明代黄花梨屏风拍得100万美元，人们想不到，古人留下的家具竟然这么值钱。

在传统厚重的中国，幸存的传统却不是七零八碎，就是似是而非，家具也不例外，单是五花八门的名称就叫人摸不着头脑：有叫古典家具的，有叫明清家具的，有叫中式家具的，有叫仿古家具的。

时下最流行的莫过于“红木家具”，但是任何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人都会告诉你，红木家具的称谓很不准确，岂止是以偏概全，简直是以讹传讹。为简明起见，本文一概称古典家具。但其实我们要说的是，16世纪之后的事情。尤其是，今天毗邻珠海、靠近澳门的广东省中山市的三乡镇。

泊来的“硬木”

中国古典家具的历史，几乎和中国古代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然而，与中国古人朝夕相伴、肌肤相亲了几千年，家具升格为几可媲美陶瓷的工艺品不过是四五百年前的事。

16世纪，也就是明代中期，随着郑和下西洋以及“隆庆开关”，黄花梨、紫檀木、酸枝木、鸡翅木等硬木从世界各地大量流入并不盛产硬木的中国。硬木，顾名思义，材质坚硬而细密，与普通木材相比，硬木的可塑性更强，保存的时间也更长。也是在16世纪，刨子开始流行，对付黄花梨之类的“硬骨头”，它是当时无可替代的利器。硬木的涌入和刨子的使用，使明代中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家具。

到了明代后期，风靡全国的“造园”热催生了对精美家具的庞大需求，文人士大夫也加入家具设计的行列，不但使家具制作工艺日臻完善，家具的美学思想也得以升华，中国古典家具由此步入巅峰，晚明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木匠皇帝”。

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明王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他的名字恐怕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反倒是魏忠贤的名字家喻户晓，这当然极具讽刺意味了——正是朱由校在位时，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太监魏忠贤窃取了权力，将晚明腐朽的政治推入最黑暗的深渊。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朱由校不是治国安邦的料，对酒池肉林、声色犬马也不感冒，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跟一堆木头较劲，这方面他无疑才华横溢：他曾花大半年工夫做了一张床，构造十分精巧，能工巧匠都赞叹不已;他做的木偶惟妙惟肖，由内侍悄悄带出宫上市场去售卖，奇货可居，很快销售一空。这些都让天启皇帝洋洋自得，丝毫都想不到，他的弟弟、继任者崇祯皇帝即便卧薪尝胆，也不可能挽回大明行将灭亡的命运了。朱由校也因此背负了诸多骂名。历史是复杂的，然而当烟云散尽、沧海成空，回头去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过错或许不过是投错了胎，生为一代皇帝，而不是一名木匠罢了。

1644年，满清入关，江山易主。进入康乾盛世，家具的风格明显改变，由明代推崇的简约、空灵变为厚重、华丽，皇宫王府和深宅大院里，雍容华贵的紫檀家具取代了朴素优雅的黄花梨家具，说来也是各有千秋，境界上却显然差了一个层次。

19世纪以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天灾、战祸和政治运动连绵不绝，古典家具也鲜少进步，上世纪60、70年代甚至一度被人遗忘。到了80年代，富裕起来的人们又想起了古典家具，却大多是把世代相传的老家具卖掉以换取一张“席梦思”、一台缝纫机或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上演了一出出买椟还珠的剧情。

拍卖场的传奇

进入90年代，古典家具才真正回到大众视野，与其说这得益于文化的复苏，不如说是受了金钱的刺激：90年代，传世的明清家具在海外各大拍卖场上屡创佳绩，其中大多数是明代的黄花梨家具，也有清代的紫檀家具，特别是在1996年纽约佳士得“中国古典家具”专场上，107件拍品悉数成交，总价上千万美元，其中一件明代黄花梨屏风拍得100万美元，创下当时中国古典家具交易的最高纪录，给国人以极大震撼。人们想不到，古人留下的老家具竟然这么值钱。

没过多久，这些创纪录的数字就在国内拍卖场上被一再刷新。2002年中国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清初黄花梨大四件柜以943.8万元成交，两年后又在北京翰海拍得1100万元，首次将中国古典家具的身价推至千万级别。到了2010年，国内的古典家具收藏市场已然风起云涌：一对清乾隆黄花梨龙纹大四件柜在中国嘉德以3976万元成交，成为“史上最贵的柜子”;一把明代宫廷御用黄花梨交椅在南京正大以6200万元成交，加上12%的佣金，总额近7000万元，成为“史上第一把交椅”；而在北京保利的一场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雕云龙纹宝座成交价高达7168万元，成为“史上第二贵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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