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车轮到莲花——巴蜀地区东汉至南朝墓葬砖纹的演变(3)

在晒网坝墓地另外有3座墓发现了“马拉车”画像花纹砖，其中两座是汉墓，一座南朝墓发现零星的砖，应为拆用汉墓的砖。在画像中，两个大大的车轮象征马车，没有车厢，前面有一匹马，马前有戴尖帽的胡奴牵着缰绳（图六）马拉车画像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花纹砖的题材。

三、车轮纹的由来和演变

作为汉代墓砖常见的装饰花纹，它的来源与汉代的丧葬风俗直接相关。王侯陵墓中，车马是常见的随葬品，大多放置在墓葬的外藏椁或者专门的车马坑里，一些级别高的墓葬还将车坑和马坑分开，象征着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威仪。在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车马出行图同样是非常常见的题材，可见车马出行在当时是丧葬习俗中比较重视的画像样式。

车马作为王侯贵胄的主要代步工具，也是墓主人在阴间必不可少的随葬物品，但车马毕竟是上层社会的专用品，普通百姓和下层官吏是无力在死后随葬车马的，另外严格的等级制度也约束着他们，因此以车轮象征马车或者以车马画像代替真实的车马在汉代墓葬里常可见到。

作为马车最具象形意义的部件，车轮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王陵的殉葬坑里，已经大量发现，没有车厢和马匹，说明这种象征意义早就存在。秦汉时期，帝王、诸侯王多以陶制的车马俑代替杀殉及实用的车，下层官吏及平民则以更微型的铜制或铅质车马明器替代，甚至直接用墓壁上的画像来表现，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墓砖上面模印车马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车轮纹花纹砖产生后，最初的画像仍然是尽可能在狭窄的画幅内表现成套的车马甚至奴仆，这种花纹砖在峡江地区经常可以看到，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这些程式固定的车马样式逐渐简化为车轮，和其他的几何花纹组合，象征意义逐渐淡化，装饰意味更为浓厚，于是出现了单个或者半个的车轮，表面上看，单个或半个车轮无法传递双轮马车的信息，但是应该注意，这些花纹砖在使用时是平砌的，花纹相接而且连续，单个和半个的车轮不断的接续，众多的车轮不仅完整而且数量庞大，成为一种比较别致的墓室装饰样式。巴蜀地区发现的汉墓中，车轮纹非常常见，在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中，在丰都汇南、万州安全、万州陈家坝、万州松岭包、云阳旧县坪、忠县崖脚、丰都杜家包、万州大地嘴、万州大周溪、丰都上河嘴、奉节擂鼓台、奉节莲花池、涪陵太平村、万州荷包丘、万州沙田、万州钟嘴、万州青龙嘴、云阳佘家嘴等墓地[6]中均有车轮纹发现，成为峡江地区东汉至南朝时期砖室墓中十分常见的花纹砖装饰。

车轮纹砖从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出现，一直持续到南朝时期，中间跨越了500余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车轮纹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从繁复到简化的演变过程。综合同时期的墓葬材料，不但在帝王陵墓、诸侯王陵墓中发现马车实物，还在略低规格的墓葬中发现过以随葬车轮来代替车马的现象，这表明在东汉时期，人们对于车马这一高级出行工具的崇尚程度。《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盖，朱两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幡。幡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幡，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虽然日常车马使用的情况可能不是史籍记载的如此严格，但是乘用马车的规定肯定是现实存在的，按照规定使用车马表现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威仪自然成为画像中的重要元素。在汉代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雕刻中，车马队列非常常见，车的形制也有差别，在很多带榜题的画像里，我们可以看到墓主人的生前官职和相应的车马队列，但是在更多的画像石，尤其是画像砖上，车马队列更多是表现为一种符号，与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相应的、受到人们欢迎的画像符号。汉画像石中，车马画像几乎成为每座墓葬、祠堂和阙等必须存在的画像，在模印的画像砖上，车马队列也是非常常见的题材。重庆地区的花纹砖囿于尺寸，车马队列比较困难，更多的是模印单个的车马，这种单个的车马是无法与《后汉书·舆服志》中的记载相比较的，这是民间的传统画像，或者说是民间的丧葬风俗的组成部分，这种元素又与车马舆服制度密切相关，正是上层社会对于车马队列的使用，直接影响到下层的普通民众，从车马队列到单个的车马到车轮纹，这一元素逐渐成为抽象化的符号，流行在普通的平民墓葬之中，但是这种流行现象在东汉灭亡以后发生了变化。

车马画像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非常流行，这是基于强盛的汉代帝国注重礼仪、崇尚华美的基础之上的，汉代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陷入了割据和混乱局面，战争不仅使得国家经济迅速衰退，人口锐减，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强盛的基础，这些衰退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直接导致丧葬习俗的改变。史载魏武帝曹操曾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负责挖掘汉代王侯陵墓，盗取珍宝以资军用。目睹这种厚葬遗留下的丘墓尽发、白骨抛野的惨象，曹操遗嘱要求自己的陵墓不封不树、勿藏珠宝[7]。在上层社会的倡导下，丧葬习俗从三国时期开始发生改变，再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丧失了营造大型墓室的经济基础，另外，许多文人雅士明哲保身，崇尚隐逸，“苟存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8]，南朝时期更是诞生了著名的“竹林七贤”，这种隐逸思想也对民间的崇尚和模仿提供了现实的题材，甚至成为了花纹砖的装饰纹样。在这种隐逸、避世的思潮下逐渐形成的魏晋风度中，积极的入世思想被隐逸和避世的思想所取代，象征积极向上、炫耀财富和地位的马车被慢吞吞的牛车所替换，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风行整个汉代时期的车马和车轮纹饰逐渐失去了具象和抽象符号生存的基本土壤，车轮纹在墓葬花纹砖上的使用也走到了尽头。在东汉以后的东晋南朝墓葬花纹砖中虽然还可以见到车轮纹，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应为拆借东汉时期的墓葬建筑材料所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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