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壸门"与"壶门"正误辨析

在中国传统家具文化文献中，标注部件结构名称时，常常有“壸门”(壸的读音为：捆)、“壸门式轮廓”或“壸门牙条”等。通查文献发现：王世襄先生、董伯信先生、王正书先生、史树青先生、田家青先生等大部分家具权威倾向于“壸门”正确，而胡文彥先生等小部分家具大师认为“壶门”正确。

“壸门”与“壶门”之间，必有正误，为此，笔者结合古代建筑与家具典籍考证，发现此造型结构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壶门”，而非“壸门”。具体例证如下。

语义学：“壶门”正确

壶门的历史与渊源

佛床、佛帐须弥座束腰部分各柱之间形似葫芦形曲线边框的部分，石窟中佛床须弥座及晚期壁画下部墙裙亦绘此形装饰，门中画伎乐及火焰宝珠等纹样，谓之壶门。[1] (图一)

自汉代佛教传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对家具产生了深远影响，“壶门”样式正式登上了舞台。壶门作为一种装饰在家具的使用中不断出现，由魏晋时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壸”字释义

壸壸本作 ，今文作壸，与壶尊之壶以一下多一“劃”(划)为异。《尔雅》云:“宫中衖谓之壸。”此处的“衖”同“巷”。《说文》云：“宫中道，字象宫垣道上之形。”新华字典中的解释与《尔雅》一致，标明为“古时宫中的道路”。在古代“壸”字还可以和“阃”通用，“阃”字的字义为门槛，特指城郭外的门槛，可借指妇女居住的内室。但无论是宫中的巷道还是内室的门，在词义上难以与中国传统建筑与家具中壶门形状的结构相关联。

“壶”字释义

《说文•壶部》：“壶，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盖也。”“壶”表葫芦义，与壶门形体特征“ ”完全吻合，符合语言产生的大背景。在我国古代建筑与家具制作中，主要以社会中低阶层的民间工匠艺人为主体，受文化知识程度所限，对于结构部件的命名，往往联系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物件，强调直观和象形。例如明式家具中的“马蹄脚”、“粽角榫”、“罗锅枨”、“壶瓶牙子”等等结构名词。壶门式结构的形状，其线条的波折起伏都与壶的形状相似，因此工匠们以“壶门”来命名，可谓合情合理。

再者，除了解释为与壶形似，也有可能从“胡”的转音。因为壶门式形状的装饰手法属于舶来品，是随着佛教的东渐而用于佛塔宝刹、神龛壁藏、转轮经藏等佛教建筑结构中的装饰，随后家具才逐渐吸取了这一装饰手法。有大家熟知的“胡床”、“胡凳’之说，同理因为佛教文化原因，将之名为“胡门”也是有这种可能。

结论

综上所述，得出两点结论：一、壶门的特征作“壶 ”形，与“壶”葫芦结构特征完全吻合。二、壶门是西域特色的装饰样式，壶极有可能是“胡”的转音。总之，从词义角度讲，“壶门”正确。

图一

再者，在我国古代建筑与家具制作中，主要以社会中低阶层的民间工匠艺人为主体，受文化知识程度所限，对于结构部件的命名，往往联系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物件，强调直观和象形。例如明式家具中的"马蹄脚"、"裹脚枨"、"炮仗筒"、"瓜棱腿"等等结构名词，即琅琅上口又鲜活生动，便于师徒之间代代传记。壶门式结构的形状，其线条的波折起伏都与壶的形状相似，因此工匠们以"壶门"来命名，可谓合情合理。

典籍：“壶门”师出有名

图二

“壸门”无出处

遍阅宋代的《营造法式》、明代的《鲁班经匠家镜》、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工段营造录》等古代典籍，也未出现“壸门”一词，同时也使用了辅助软件：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3.0版，均未找到“壸门”一词，在使用辅助软件时，认真核对了原书扫描文档，确保不是数字化过程中错印误写的可能。可以断言“壸门”一词，于历代典籍中查无出处，乃后世误书谬传所致。

早有“方壶门”

南宋诗人汪莘诗人《沁园春》有云：“望蓬山路杳，万株翠桧，方壶门掩，四面红蕖。”又在《好事近》写道“风日未全春，又是春来风日。不出方壶门户，见东皇消息。”根据文章分析，“方壶门”的意思应该是像方壶一样的四四方方的门。既然有方壶门一说，那就应该有“圆壶门”，而壶门门的结构特征与“圆壶门”吻合。

《营造法式》全“壶门”

中国家具与传统建筑紧密相连的，涉及到具体部件结构名词，也是相互一致。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不能忽视北宋时期的《营造法式》。

在四库全书版本《营造法式》三十四卷文字与配图中，均没有出现“壸门”一词，而全部以“壶门”来命名。例如：《营造法式》卷三在描述殿阶基中写道：“其迭涩每层露棱五分;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卷十中记载：“凡牙脚帐坐每一尺作一壶门，下施黾脚，令对铺作。”卷二十四，诸作工限，雕木作中记载：“鋜脚壶门版，实雕结带华(透突华同)每一十一盘一功。”卷二十八：“鋜脚壶门版(帐带同)。”[2]以上都是随意举例，但并没有出现“壸门”一词。

结论

在历代典籍中“壸门”一词查无出处，相反都是以“壶门”出现，也没有出现对“壶门”一词的异议，可见“壶门”一词正确。

图三

"壸门"一词的谬误溯源

“壶”与“壸”常张冠李戴

李延寿先生在《北史卷八十八考证》上记载：“壶监本讹壸今改正。”沈廷芳先生在《十三经注疏正字》上注释：“误室家之壸是康宁也(壸毛本误壶下同)……当为颊音壸读之(壸毛本误壶)……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壶监本误壸后可知不出)……”张尔岐先生在《仪礼郑注句读》撰写道：“尊两壶于房户间……加二勺于两壶(壶并误作壸)……两圜壶(壶误作壸)……壶禁在东序(壶误作壸)。”由此可见，在古代因为书籍记载是手写，“壶”与“壸”经常弄错，但从来没有对“壶门”提出异议。

图四

“壸门”误写起因

“壸门”一词的误用由何处开始呢?通过查找，最先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王世襄先生《四川南溪李庄宋墓》开始出现“壸门”一词：“第三格作长方形，图案外廓似壸门……最下一格又为扁方，中刻壸门……两格方格中刻壸门……”[3](图2)从原文中很清晰地看到应该为“壸”字。“壸门”为何第一次出现在王老先生的书中，暂且不提，先来研究第七卷出现的另两个特例。

刘敦桢先生在《云南之塔幢》文章中对妙湛塔评述：“下部台基两层，稍高峻，表面隐起门柱及壶门牙子。”以及对大德市双塔描述：“隐起间柱与壶门牙子，其上覆以……”前两处“壶”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从文章后面一句描写慧光寺塔时：“处上层台基表面，饰门柱及壶门牙子……”[4] (图3)(可以看出应该为“壶门”。梁思成先生在第七卷第一期《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对经幢描写道：“……束腰部份收分甚锐，每面鐫(镌)壶门……”[5]从字迹里很明显看到是“壶”字，但在第七卷第二期《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续》原文如下：“其上束腰……每面作“壸门”四间，剔透凌空……”[16 (图4)为何一、二期描写同一个装饰结构，版本不一，而又没有注释过此变化。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第七卷一、二期真迹模糊，容易造成视觉错误。二是刘敦桢先生和梁思成先生认同“壶门”非“壸门”。

现在来谈谈王世襄先生文中的“壸门”，本想寻找王老先生以前的著作但无所收获。可意外的发现原来这个“壸门”不是王老先生亲自研究所得，有例为证，在《锦灰三堆——王世襄自选集》第70页左下角有个对“壶门”的注释：“见《营造法式》卷三，引文中的“坐”应通“座”，“壸”应作“壶”，是经研究此书的学者作过校勘订正。”[7] 根据推测，依据应指的是梁思成先生主编的《营造法式注释》。

可“壸门”第一次是在王老先生文中所发现，作何解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王老先生的“壸门”不是“壸门”，而是“壶门”，有可能是笔误，也有可能是王老先生的书写习惯，毕竟“壺”与“壼”只差一画而已。

更况且是第七卷最后两期才出现的，这样的“异常”也属正常，因“七七”抗战爆发搁置七年之久才重新开版，当时印刷条件极其艰苦，采用手写然后用毛边纸石印的方式，印刷品质非常差，故疏漏难免，在这两册书中勘误标明的笔误就达一百多处。但与之相比，前六卷印刷效果较好，从第一册至二十一册所有论文著作中，对于壶形结构名称皆以“壶门”标注，未出现“壸门”字样。

图五

“壸门”误写发展

建国后编辑出版的简体版《营造法式注释》把“壸门”正了身，即在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卷三-殿阶基-注释十六：“‘壸门’的壸字音捆(kun)，注意不是茶壶的壶。参阅“石作制度图样二”叠澁坐殿阶基图。”[8]这样突然从“壸门”到“壶门”的转变未做任何考证，以梁思成先生做事严谨的风格，怎么会随便加个注释而不求甚解。从书中前言了解到梁先生未能亲自对“注释本”上卷的脱稿做最后的装饰和审定，而编者们是在遗稿的基础上整理、校补，难免会出现纰漏。更何况“壶门”与“壸门”在第七卷最后两期都出现过，给后来审稿者造成一定的困扰，才会有没有任何注释的情况下突然从“壶门”变成“壸门”。但简体版《营造法式注释》的解释显然成为了后来学者一个范本，建国后出版的书籍将梁思成先生早期文章中写明的“壶门”全部改为“壸门”。王世襄老先生以《营造法式注释》为依据，在后出版的书中都是以“壸门”出现，而王老先生又是家具行业的泰山北斗，自然而然，“壸门”就得到了家具行业的认同。

 结论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后两期印刷品质是直接原因，造成了会刊中有“壸门”也有“壶门”，给后来学者造成了一定的迷惑，更不幸的是，梁老先生的著作《营造法式注释》并没有经过本人最终的审核，“壸门”变“壶门”很有可能是后来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加上去的，才至于在注释中根本就没有说明转变的原因，大家又是以此为样本，“壸门”一词便真正“诞生”。“壸门”一词又在王老先生著作中多次出现，加快了大家对“壸门”的认知度。于是，“壸门”与“壶门”之争没完没了。但从以上考证可以看出，“壶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