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收藏的恭王府家具(2)

清乾隆 紫檀高束腰蕉叶云蝠纹三弯腿带托泥香几成对(恭王府旧藏)

恭王府旧藏紫檀嵌白玉大座屏

第二次流失：1912年从恭王府流出的家具。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老恭王奕訢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完了蹉跎的一生。两年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清帝国步入倒计时，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走到了最后的时刻。

溥伟(公元1880年～1936年)，号锡晋斋主，老恭王奕訢之嫡孙，袭恭亲王爵位。9岁赏头品顶戴，15岁由慈禧皇太后指婚成亲。1906年起任官房大臣、正红旗都统、禁烟事务大臣等要职。辛亥革命时期与肃亲王善耆，宗室成员良弼等人组织“宗社党”，妄图阻止清帝退位，并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名，主张整兵一战，是清宗室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1912年1月17日溥伟在养心殿的御前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议和的提议，但未得到大多数宗室成员的支持，以至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群臣中无一人再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在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后，溥伟决定“毁家以纾国难”。他在日记中写道：“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遂尽出古画古玩，抬商变价。”于是溥伟“毁家纾国难”出让文玩的计划开始实施。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叫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人走进了森严的恭亲王府。

清乾隆 紫檀西番莲纹带托泥大方凳

山中定次郎(公元1866年～1937年)生于日本大阪，是当地古董商人安达信五郎的长子，原名安达定次郎。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进入学堂学习，1878年13岁的他受父之命前往大阪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店当学徒，因老实、勤奋，被老板收为养子，改名为山中定次郎。几年后老板将长女许配给他。1894年28岁的山中定次郎学成出师，随即向养父提出渡洋去美国经商的请求，得到支持。同年在美国纽约市西二十七街开设一家美术品店。此后又分别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设立分店。1901年，山中定次郎在北京崇文门内东单附近的麻线胡同建立了办事机构——山中商会北平办事处。从而为他向西方源源不断地销售中国文物及艺术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2年小恭亲王溥伟为复辟清王朝筹集活动经费，决定出售恭王府旧藏文物及艺术品的消息被山中定次郎获知，他意识到“无论哪位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于是专程从日本赶到北平，在友人冈田友次、山中六三郎的陪同下进入森严的恭亲王府。有关史料这样记载：“恭亲王在北平的府邸规模宏大，位于皇宫西北方向，被坚固的高墙环绕，院内大树参天，气派非凡……院落后部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的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这座建筑可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 山中定次郎在回忆中记录：“恭王的管家用双手捧起一堆翡翠饰品问道：‘这些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收?’我心中惊喜，暗想：这次买卖做大了!”

这次山中商会从恭王府买走的文物、艺术品依据山中商会留存的销售记录及引证近几年世界范围拍卖市场中出现的标明来源于山中商会的恭王府文物，应不低于2000件(套)，其中家具约在20件(套)左右：1913年山中商会在美国纽约拍卖恭亲王珍宝专场的拍卖图录中有13件(套);近年来从日本回流国内并在拍卖中出现的约有10件(套)。这些家具均具备用材考究、雕琢细腻、工艺精湛、疏密协调、纹饰华贵等明显清宫造办处制作的时代特征。

第三次流失：台北故宫收藏的恭王府家具。

台北故宫展陈大楼的一层有两间用玻璃封闭起来的宽敞展厅，在优雅灯光的照射下，在古朴地毯的衬托下，一堂清式家具按中国传统起居摆放规制陈设于其中。《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任莉莉撰文介绍：“本院近承行政院拨列专款，向东吴大学价购前清恭亲王府紫檀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任莉莉对这批家具描述为“既华丽又优美，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气魄恢弘，不愧为王府用具。”

从目前已掌握的相关资料看，这批家具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生活用具，如：榻、案、桌、椅、凳、柜、几、踏等;第二类为装饰用具，如：彩漆牙雕插屏、龙首象座挑杆宫灯(兼具实用性)等;第三类为礼佛用具，如佛龛等。

这批家具的材质全部为名贵紫檀木，且选料用材奢华，工艺手法繁复多样，有浮雕、透雕、镶嵌、描金、漆地等技艺;还使用了和田白玉、碧玉、染色象牙、掐丝珐琅、鎏金铜饰等多种名贵的装饰材料。尤其书案、宝座、脚踏、文具箱(一对)、顶箱柜(一对)等器物上雕有代表皇权的装饰纹饰“海水江崖纹”及“云龙纹”，而且龙纹的规格是皇帝及亲王专用的五爪云龙。总结上述表象特征，充分证实了这批家具出自清宫造办处的依据是可靠的。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制规定，这种材质、工艺、纹饰、尺寸家具的使用权仅限于皇帝和亲王，因此台北故宫收藏的这批紫檀家具曾被恭邸所藏，被恭王使用的结论从理论上推论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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