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庭:关于中华民国金币券实物的研究(2)

四、金币券的版式区分

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有拾元、壹百元、壹千元三种。现根据实物试对金币券版别作一分析。

1、按存根联位置分，有存根联在正票左侧与右侧两种(彩一图3左、右)，其中百元、千元券存根联都在正票左侧，而拾圆券存根联则有左、右两种。为何百元、千元券只有一种式样，而唯独拾圆券会有两种式样?

钱币收藏界普遍认为此乃拾圆券发行数量事先估计不足所致，由于第一次印制数量较少，而侨胞认购踊跃，故只能重新加印，为与第一次印刷的债券区别而将存根联改为右侧。从本文附表中可知，目前存根联在左侧的拾圆券最小编号为1952，最大编号为14070，存根联在右侧的最小编号为16611，最大编号是28228，可见这两种券的印制数量相差不多。

参考国内最新研究成果，笔者在考证中得出另一种结论：旧筹饷局与新筹饷局所发之金币券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金币券，前者存根联在左侧，后者存根联在右侧。经查阅资料，孙中山在1911年7月22日写给李是男(即金币券上的李公侠)的信中提到“新筹饷局开办已有眉目……务望兄速将旧数清结，立即开办新局。此局亦兄为管库，然必新旧分清。”同时，在李是男给黄鼎之的信中又看到这样一段记载：“筹饷局有新旧之异……所发军债票之数，亦不能混同，故旧日阁下所取之军债票，应归旧局管理。近日旧局已停办，则债票无容再卖，请将旧票及长短数交回，以归划一。嗣后如有热心同志乐买债票，请先将银寄交国民救济局，然后再发债票便是。” 笔者认为，新筹饷局的成立，宣告旧筹饷局的结束，按常规必须将财务清理，帐目结清，为此旧筹饷局向所属各地发信，要求“将旧票及长短数交回”。但此时并不意味着金币券募集告一段落，新筹饷局的成立，也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募集反清资金，为保持金币券募集工作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又利于区分新旧筹饷局所发金币券，便于造册做帐登记，因此新发债券仍沿用了金币券的名称与式样，为示区别，在用量较大的拾圆券重新印制时将存根联改在了右侧，这就形成了存根联分左、右两种不同位置的金币券版别。

2、按阿拉伯数字编号分，有4位数与5位数两种，其中百元、千元券只有4位数字一种，而拾圆券则有两种。从附表中可知，目前已知拾圆券最大的4位编号为9741，印量应为10000张。5位编号最小为11702，最大为27998，印量应为18000-20000张。百元券最大号码为2956，印量应为3000张。千元券目前只见到两张有号码，编号分别为1707和1709，估计印量可能在1800—2000张之间。此外，还有一种无编号的特殊票，这种无阿拉伯数字号码的目前所见两张都是千元面值，美藉收藏家柏文认为无编号可能是未发行票。但其中一枚上盖有“已登记 廿五年九月二日”章及“中国国民党驻檀总支部”章(彩二图4)，说明该券已在美国檀香山登记，该券也应是正票，只不过是漏印编号而已。

分析金币券实物上的阿拉伯数字编号，系印制完成而非手工加盖，理由是：1)位置相同。三种面值券上的阿拉伯数字，均在背面面值上，且左右、上下位置基本一致，这是手工无法精确完成的。须知当时金币券是在不同地区多处发售，经办人不止一个，这从骑缝处不同的笔迹上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不同的经办人要在同一处精准地加盖号码章是完全不可能的;2)号码机相同。三种面值上的阿拉伯数字完全相同，系为同一套号码机完成。

3、按登记印章分有“已登记”章与无登记章两种。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在其担任临时大总统时信守承诺，成立了专门机构，偿还了历次所发筹饷债务有五十万元之多。但袁世凯掌权后，不惜撕毁约法，使该项工作未能继续进行。直至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时对偿还事项再次议决：凡是革命时期所发行的债券或军用钞票，限于民国26年前以法币收回。并责成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凡持有革命债权的，可向该会登记，经该会验明后，加盖“已登记”章，由国库收兑。国外华侨由驻外使领馆代为登记与兑现。只是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许多加盖过调查登记章的筹饷债券仍然留存民间，并未兑现回收。”

金币券上“已登记”章形制、内容基本相同，但字体、文字等还略有差别。印章为长方形，边框有直线与曲线两种(彩二图5);框中文字有两行、三行之分，两行内容为“已登记， 年 月 日”，三行则多了“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一行内容;字体有楷书与宋体;颜色有红色与蓝色两种;登记日期以毛笔手书居多，亦有钢笔书写，还有直接加盖日期印章的;日期以中文“小写”为主，也有写阿拉伯数字的。“已登记”章位置似乎没有具体规定，从现存实物看，以盖背面为主，少数盖在金币券正面，如拾圆券1209号，百元券2956号等。此外，“已登记”章还有漏填日期的，如拾圆券11792号，百元券1209号等，这是因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在一些券上还分别盖有如“中国国民党驻檀总支部”、“中国国民党驻香港直属支部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或驻智利、新加坡、香港、澳门等章，说明该券是在海外登记。银行博物馆还藏有一枚无登记章，却用毛笔手书“已登记，民国廿五年八月廿四日”字样的金币券(彩二图6)，该券面额拾元，编号为“8540”，“已登记”及日期等内容书写在金币券正面右侧空白处，属海外登记，(可惜印章内文字不清)这种登记方式为目前仅见。

五、金币券的冠字与编号

金币券冠字采用该券名称“中华民国金币”的前三个字，按面额从小到大排列，即拾元券用“中”字，壹百元券用“华”字，壹千元券用“民”字，金币券冠字只出现在骑缝处。阿拉伯数字编号印在金币券的背面金额处，骑缝处编号为人工手书。尽管目前金币券发现数量并不多，但在这些有限的金币券中还是发现一些颇有趣的现象。

1、冠字写错和漏写。骑缝处冠字是用墨笔手书，因此难免发生差错。现发现有两枚冠字写错的都是百元券，编号分别为“2536”和“2605”。按规定百元面值冠字应为“华”字，而该二枚券却误写为“中”字，有趣的是，后者(彩二图7)因发现冠字写错，遂在“中”旁另写“華”字作了更正，并在“華”字下留有“江蘭芳”的墨书签名，从毛笔字迹推断，应为同一人所写，此“江蘭芳”应是当时出售金币券手书编号的工作人员。

2、漏盖印章。金币券上骑缝处应盖有一圆一方两枚印章，圆章为“总理”章、方章为“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章。印章应是认购后由工作人员在骑缝处用毛笔填写完冠字及编号后加盖，现发现有因工作疏忽造成漏盖印章的。如编号为“26221”、“26222”和“26286”三枚拾圆券均只盖了一枚“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章，漏盖“总理”圆章。而编号为“5011”的拾圆券则相反，只盖了“总理”圆章，而漏盖“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章。

3、编号书写方式不一。骑缝处上编号应与金币券背面阿拉伯号码一致，应在认购时，由工作人员按金币券上面额、编号在骑缝处填写冠字及中文数字编号，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书写要求，因此在骑缝处出现有多种书写法(详见附表)：第一种是大写数字法，如千元券“1709”写成“壹柒零玖”。第二种是小写数字法，如拾圆券“4168”，写成“四一六八”。第三种是大小写混用法，如百元券“1209”，写成“壹贰零九”。第四种是个别单位使用量词法，如百元券“2956”，写成“贰九五拾陆”，“1684”写成“壹陆八拾肆”。第五种是正确使用量词的规范写法，如拾圆券“23586”，写成“贰萬叁仟伍佰捌拾陆”，“21717”写成“弍萬壹仟柒佰壹拾柒”。除上述几种写法外，还发现有漏写冠字与编号的，如“5011”的拾元券漏写冠字，成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只有编号而无冠字的金币券。而编号为 “26221”、“26222”和“26286”的拾圆券干脆冠字和编号全部漏写，使骑缝处除一枚“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印”方章外一片空白，成为不多见的三张金币券。

六、金币券的水印

从附表中可知，不是所有金币券上都有水印，且水印所分布位置也各不相同，有的在上部、有的在下部;有的在骑缝处、有的在编号处;有的横写、有的竖写，而且水印的英文字母亦不尽相同。如：编号为“9741”拾圆券在券中有“SRA”水印。编号为“14021”的拾圆券在下方的左右两角分别有水印字母“N”、“C”(单词的最后和第一个字母)。编号“8901”、“9151”拾圆券虽然水印都在骑缝处，但内容不一样，分别为“DALTON”、“NMASR”。编号“20161”和“21717”拾圆券的水印相同，都是“CD DALT”，但位置分布却不同。编号“9151”、“9166”的拾圆券和编号“2605”的百元券水印都为“NMASR”，且也都在骑缝处，但仔细观看位置还是有所区别。可见，印制金币券的纸张是带有水印的，只是分布较散，因此印制完裁切后的金币券形成各不相同的水印。

从上述局部水印可拼岀完整的单词“DALTON”，而DALTOM是位于美国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西部的一个小城市，该城素以造纸业而闻名于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Crane & Company , inc公司，该公司原名Crane，1922年改为Crane & Company , inc。 据资料记载：该公司是美国位于华盛顿的雕刻与印刷局“the 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的唯一印钞纸张供应商，自1879年开始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美国钞票印刷用纸均有该公司提供。根据上述金币券水印内容，结合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印制时间(1911年)与印制地点(美国旧金山)，可以判断金币券所用纸张就是Crane & Company , inc公司的纸钞用纸。

以上是笔者根据实物及相关资料考证后的一些心得，近年在拍卖市场每年都能见到一些未见记载的金币券，相信随着实物数量的不断增多，金币券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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