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外销广作家具：为欧美贵族打造的奢侈收藏品

清代黑漆描金缝纫台正面图 (广州博物馆藏)

清代黑漆描金缝纫台侧面图 (广州博物馆藏)

清代黑漆描金缝纫台局部细节图 (广州博物馆藏)

林晖

2012年8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国宝档案》栏目里介绍了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黑漆描金缝纫台，这是一件19世纪专门用于外销的广作家具。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来，广州以“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成为东西方商品交流的重要门户，大量的外销商品由海上丝绸之路流入欧洲，在西方各国掀起一股“中国风”。这件金碧辉煌、造型独特的广作家具就是广州手工艺人应欧美市场需要，创作生产出来的浓缩了东西方艺术及工艺精华的外销艺术品，它生动地述说着19世纪广州口岸的贸易历史。

这件黑漆描金缝纫台为木胎漆器制，长76.5厘米，宽36厘米，高72.5厘米。缝纫台由台面、瓶形腿和位于台面两侧的储物空间三部分构成，通体髹黑漆，用金彩描绘人物、花草等图案，并配以精致的雕刻，显得金碧辉煌十分华贵。缝纫台台面以及四周共描绘有17幅人物图，台面中间的图案略有磨损，但仍能辨认出远处的亭台楼阁，近处的花草树木。而四周的图案仍十分清晰，描绘的是庭院中休闲闲谈的人们，他们中有的围坐在石桌旁喝茶休息，有的站在边上，轻摇折扇聊天，还有的站在外面张望院子里的人，孩子则在大人的哄逗下追逐嬉戏。图与图之间用金彩描绘了许多蝴蝶、龙凤和花草等吉祥图案。缝纫台两侧是类似篓的椭圆形储物空间。瓶形腿部描绘有花草图案，台脚雕刻成相背二龙首造型，龙口以红色彩漆填充，这是外销家具中常见的台脚装饰，有尊贵和吉祥的寓意。横档刻太阳花及祥云图案连接，美观大方，掀开桌面迎面是一幅精美的图案，庭院中一名妇女正坐在石桌旁，看着孩子们嬉戏玩耍，远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与河流，展现出一派闲适恬淡的庭院景象。图的下方是一块红色的搁手板，打开两侧的盖子，里面的空间被隔成20个大小不一的格子，有的格子上还有盖有镶嵌着象牙钮的盖子，盖子上同样绘有精美的花草树木图案，画工十分精细，每个格子的用途都各不相同。这件黑漆描金缝纫台现展示于广州博物馆美术馆展区的“海贸遗珍——18—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展”。

清代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在原料来源及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炽烈的岭南文化与奔放的西方艺术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广式家具风格。尽管造价高昂，依旧不可阻挡广式家具风靡本国甚至远销海外。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馆里收藏有一件19世纪中期中国外销的缝纫台，长71.1厘米，宽62.2厘米，高34.1厘米，同样也是黑漆描金质地，外观与广州博物馆藏的黑漆描金缝纫台类似，只不过大小有些不同。缝纫台台面外围五个面均描绘了中国庭院风景及人物生活场面，画面的周边则以卷草及花朵装饰。打开台面可以看到台面内侧是一幅完整的中国庭院画面。台柱是葫芦瓶的造型，台柱内外两侧都装饰有大小不一的中国田园山水及人物图案。采用工字型的横撑连接四条腿，通过回字纹与卷草纹结合来装饰腿型，动物爪型脚。整件家具都透露出浓浓的中国情调。这件缝纫台是1968年约翰·弗兰西斯·刘易斯三世(John F. Lewis III)、霍华得·H·刘易斯(Howard H. Lewis)以及保罗·E·史道特夫人(Mrs. Paul E.Stoudt)捐赠，以纪念约翰·弗兰西斯·刘易斯(John F. Lewis)先生及其夫人。约翰·弗兰西斯·刘易斯是19世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农场主，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他曾经两度出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副州长。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他以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代表的身份列席美国参议院。1861年，他被选派为代表出席弗吉尼亚州联邦大会，会上他坚决拒绝签署《脱离联邦法令》，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国内的分裂浪潮，维护美国的统一。

该博物馆的中国藏品里面还有这样一件外销的书橱。这件家具最初的主人范巴澜身份尊贵。范巴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是一位荷兰裔的美国人，他生前最显赫的事迹是作为荷兰使节来中国朝见乾隆皇帝的经历。1758年，时年19岁的他从荷兰海军退役后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并在广州和澳门从事贸易长达8年之久。1795年，范巴澜作为荷兰使节团副使率团到达北京，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盛情款待，并在那里度过了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而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中式书橱就是于1795年生产。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让范巴澜深深地喜欢上中国文化，1796年，范巴澜买下宾夕法尼亚州附近的一家农场，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中式寓所，里面15间房间全部以中国元素来装饰。因此可以推测范巴澜应该购买了为数不少的中国家具，而且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的主要港口城市是广州，那么这件定制书橱极有可能就来自广州。书橱的材质为红木，橱面巧妙地融入窗棂格的中式装饰手法，上面设置了三处椭圆形的镂空，中间的镂空处以黑底金漆的形式开光，上面有代表范巴澜姓氏的首字母缩写。三处椭圆形周围分别以树叶、瓜果及木桩等造型衬托。这种装饰手法与18世纪风靡欧洲的广州外销瓷“纹章瓷”有异曲同工之妙。此类高级定制的广式家具与广彩“纹章瓷”都是在物件的显眼处绘制代表家族或者公司的字母纹饰或者家族徽章，用于体现物件主人尊贵与显赫身份的奢侈品。说它是奢侈品是因为，在当时交通运输、资讯通信还不十分发达的年代，有条件来中国定制物品，并且带回到自己家乡的人，必定是非富即贵的人物，如上面提到的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中中国藏品的两位原主人。此外据《广州年鉴》记载：“西式家私，生意极畅旺，惟木料工价均昂”。足见当时广式家具市场之兴盛，且价格不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外销的物件至今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但是不仅外表崭新如初，而且几乎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些外销的物件更多被当作家居的陈设品，而非成为真正的日常用具。这又是为何呢?或许从美国人乔治·N·盖茨(George N. Kates)的话中可以得到解释。乔治·N·盖茨是一名美籍学者，先后在牛津和哈佛大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他曾于1933年至1940年这7年间在中国居住。这位痴迷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尤其对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大加赞赏。由他本人收藏的中式家具于1946年在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乔治·盖茨藏中国家具展”中展出，乔治·盖茨在谈及个人收藏经历的时候提到“……这些家具的最初买家对于家具艺术品味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要的将这些‘与众不同’的物品带回自己的国度，以体现他们所到达的地方的‘异域风情’。这使得如今美国人家里仍然有很多源自航海时代的物件，像广彩、金漆缝纫台等作为珍宝收藏。它们都是通过海船运输带回自己的国家。”事实证明，不只美国人视中国外销物件为收藏品，来自欧洲大陆的瑞典人同样如此。在200多年前中国青花瓷风靡欧洲的时代，瑞典人心目中最时尚的厨房就是采用一整套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青花瓷装点。从这些瓷器上，瑞典人领略了神秘的东方风情，心中充满了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好奇和向往。然而大部分人都不清楚中国人的厨房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凭自己的想象布置了一个中国厨房，墙壁和餐桌都是用瓷器装饰的，称之为“瓷器厨房”。因此，当时拥有“中国造”的陶瓷、家具等是欧美贵族生活的时尚及财富的象征，这些物件本身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实用价值，而且代表了古老东方国度文化的符号，更多被赋予收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