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溯明清家具的书房文化之道

莆田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该联典故源自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廷试后偈御，榜眼陈俊卿答帝问之佳句。其时，高宗见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都来自福建莆田时，深感惊异，当帝问“卿乡土何奇？”时，榜眼陈俊卿作如是答问，一语道出莆仙人勤奋进取的求学精神。莆田之所以被誉为“文献名邦、海滨邹鲁”，是因为从古至今都人才辈出。历史上，由莆仙两县组成的古兴化府、举进士者多达2400多名，其中全国级的文武状元22名、宰相14名、尚书(中央政府各部部长)近70名，是历史上在全国排名最前面的科举名邦之一。当前，有7000多位教授以上高职称的莆田籍人才遍布全国，其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6人（其中2人为两院院士），更有近3000名莆仙籍专家学者遍布国外。

莆仙悠久的尚学传统，孕育了莆仙璀璨的人文历史。同时，向来以“精微透雕”著称的莆田传统工艺美术也是历史悠久。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源地之一，3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了陶瓷、瓷砖工艺，进入北宋时期，在仙游籍国师蔡京提倡下，仙游工匠就把京都宫廷器用与书画工艺有机结合、制作出木雕家具，首开“仙作”木雕家具工艺的先河。仙作工艺发端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即使到现在，全国还找不到第二处像莆仙这样，既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拥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工艺之地。

在尚学和治工两相兼修之下，集“仙作”工艺于大成的仙游，成为“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和“中国古典家具品牌城市”，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红木古典家具作为传统文化和工艺传承的载体，毋庸置疑，当以其中的书房用品系列为最高表现形式。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谈谈：为什么说“书房用品系列”是红木古典家具的最高表现形式？藉此追溯红木古典家具行业“书房文化”的人文历史渊源。

【从书房的功能来看】

《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解衣画史”的典故：描写的是宋元君召集众多画师来作画，大家接受旨意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而立，舔着笔，调着墨，站在门外恭候的人还有许多，只有一位叫田子方的画师跚跚来迟，他的举止与众不同，接受了旨意后不是恭候站立，而是回到自己馆舍里去了。宋元君派人去观察，发现他把房子关着，已经解开了衣襟，一个人裸露身子，伸腿而坐，酣畅漓淋地在那里作画。宋元君说：“好!这才是真正的画师”。

“解衣画史”的典故所反映的只是书房承载文人情怀，表达文人情趣的一个缩影。就像红木古典家具已经超出了单纯作为器物使用的范畴，书房也不再仅仅是个藏书读书、吟诗作赋的雅居，她更是文人藉以追求情态自由的心灵宿地，也超出了其仅仅作为空间的概念。所以，在很多流传至广的故事中，我们总是不难看到文人的爱情总是有意无意的，发生在闺秀的闺塾和书生的书房这种地方，这既反映出普通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唯美追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文人纯净、恬淡、不事张扬的道德追求。在文学家优美的叙写下，书房是重要而私密的社交场合，而在政略家的宏大叙事中，书房更是他们韬光养晦、经邦治国之所在。

由此说，在中国传统的家居文化中，在空间的使用和理解上，书房是最高表现形式，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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