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赏析

名称：“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年代：唐

尺寸：长121cm

2003年，王世襄先生尽集“俪松居长物”，手自编纂《自珍集》面世。虽说数达八十的明式家具早已转让上海博物馆而不入此集，其收录仍有十类近三百件套，可谓琳琅满目。开卷之首，即“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文曰：“大圣遗音”栗壳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体蛇腹断，中间细断纹，额有冰纹断。圆池，池上刻草书“大圣遗音”四字。池内纳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年款。

是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即安禄山叛乱，唐明皇入蜀，李亨即位改元之时，亦即李白附永王李璘事败，将流放夜郎之时。池两侧刻隶书“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十六字。池下“困学”、“玉振”两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轸足，细镂绦结及旋瓣花纹，当为明琢。沼扁圆形。叙述扼要畅达，言及李白事饶有余韵，是诚不可增减一字。俪松居“长物”天下闻名，计其所藏，唐“大圣遗音”琴与明宋牧仲大画案实堪称两大镇室之宝，宜乎其在《自珍集》中首屈一指也。

唐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称帝，六月攻入长安，明皇仓惶西狩，至马嵬坡，六军不发，杨贵妃缢死，玄宗入蜀。七月，太子李亨自行即位于灵武，改年号至德，是为丙申年，亦即大唐由盛转衰关键之年。而就古琴器而言，“至德丙申”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年款，对古琴断代体系的建立起着核心的作用。

2009年，郑珉中先生汇聚历年所作，都为《蠡测偶录集》。上编系古琴器研究论文，先生有关文字，收录将尽。书中“至德丙申”触目皆是，不下数十处。盖因此款凡三见于唐琴，即俪松居旧藏伏羲式“大圣遗音”、故宫藏神农式“大圣遗音”，以及原在上海的伏羲式“九霄环佩”，三床特点一致，具有坚实的论证基础。尤其两床“大圣遗音”俱在北京，目验方便，因此郑先生论述唐琴分期每以此入手。撰文时伏羲式“大圣遗音”尚在俪松居，为免藏家不便，故屡称“锡宝臣旧藏”。

当年琴界，受“唐圆宋扁”成说，以及《格古要论》“宋时置官局制琴”记载的影响，唐琴亦有“宫琴”“野斵”之论：“把在项与腰两处边沿作了圆处理的唐琴，不问有无腹款、铭文，都划作一类，统统称之曰唐代宫琴。其它不同于这一类的，只要形制奇特，或琴面比较圆浑、弧度大一些、断纹又整齐一些的，再加以声音洪松或者清润响亮一些的琴，与有唐款的琴作为一类，一律认定为唐琴的野斵。甚至把没有腹款，断纹稀疏的琴，由于其形制奇特，尺寸宽大，发音清润，虽琴面较平，也视为唐琴的野斵。”

郑珉中先生经过细密考察，认定后一类并非唐琴。唐代不存在类似宋官琴局的机构，核之文献，北宋陈旸的巨著《乐书》卷一百四十二“乐图论”记载：“唐明皇反蜀，诏雷俨待诏襄阳。”其时正是至德丙申。更说明唐代宫廷斵琴，是临时从民间征召琴匠，因而宫廷制作与民间制作同出一手，不可能形成工艺特点上的差异。这是古琴断代的一个关键性论断，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包括宋明琴的鉴定。

当然，虽说唐代宫廷与民间在斵制手法、时代风格上并无区别，但宫廷制作制度自有一定的规矩。同样在《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中，郑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皆以“大圣遗音”入手。首先“唐代宫琴最根本的特点，是四字腹款”：唐代宫琴与野斫在腹款上有所不同。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圣遗音”琴和原为琴人锡宝臣所藏的另一张“大圣遗音”琴，两张琴的题名相同，腹款也都是“至德丙申”四字，只是故宫的一张是朱漆书款，而另一张则是刻款。这两张琴的腹款，无论书体大小、位置规格都是完全一样的。至德丙申乃唐肃宗至德元年，为唐肃宗建元以后的制作。此外，据说还有一张唐琴，其腹款为“太和丁未”四字，太和丁未乃唐文宗太和元年。这类腹款，仅仅写了一个制作的年代，是一个年款。但据文献所载，北宋苏东坡所藏的雷琴，其腹款上池为“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开村”，下池为“雷家记，八日合”。《西溪丛语》中记的一张雷琴腹款为“唐大历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于杂花亭合”，这种腹款不仅写了制作年代，而且还有作者姓氏和制作地点。显然，这两种腹款是完全不相同的。借用今天文物行的习惯用语来说：前者是“官款”，写的仅仅是一个年款;而后者则是“私家款”，所以体裁不同，内容也多。官款器就是为宫廷制造的，为宫廷所使用的，因此如“至德丙申”一类腹款的琴，应当就是宫琴。

所谓“太和丁未”一琴，即李伯仁旧藏的“独幽”，当时郑先生尚未见到。“官款”一语甚是形象易解，今可见类此款式，共有六床，晚到北宋初年。而且干支纪年皆为改元之时，虽然没有遗存文字材料可作旁证，但可以断定当时是有这一制度的。且而俱是圆龙池长圆凤沼，格式一致，圆池方可能如此落款。其它形式的唐琴应是野斵，不过存世唐野斵琴腹款或者已湮灭，或者系作伪。因而盛、中、晚唐的断代，首先依赖宫琴的腹款确定标准器，然后推及其它。

另外两个方面涉及琴的铭文和题名：故宫的这张“大圣遗音”刻的是：“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另一张“大圣遗音”刻的是：“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这两张琴的铭文，前者讲琴声嘹亮，有山水之清音，后者讲琴材优美，音韵佳绝，从字形、内容和气魄来看，似应是宫琴上的铭文。 唐代宫琴与野斫的题名不同。“大圣遗音”和“飞泉”之名，都是古人根据琴的声音来拟的。绝大部分琴名是形容琴音的。不过“大圣遗音”和“飞泉”比，总不是一个趣味，“飞泉”是以自然界的声音与琴音相比，而“大圣遗音”就完全不一样了。什么是“大圣遗音”，用宋欧阳修的话来说，就是“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这样的琴名，当然是刻在宫琴上较为相宜。这是否也可以看作宫琴与野斫的又一区别。

按“飞泉”亦李伯仁旧藏唐琴。欧阳修语见《送杨寘序》，用以解释“大圣遗音”自是精确不移。东汉王符《潜夫论·潜叹第十》：“昔唐尧之大圣也，聪明宣昭。虞舜之大圣也，徳音发闻。”清张行言《圣门礼乐统》卷十八“乐器名义”下“琴”条引汉隋间《琴操》云：“兼三才而备九德，真大圣之遗音也。”是皆从儒教正统立言，用在宫琴上自然意识形态无比正确。

除腹款、铭文、题名之外，“大圣遗音”尚有“困学”、“玉振”两方印。今所知十七床唐琴，刻“玉振”大印者多达五床，“困学”小章仅此一见。杨时百《琴学丛书·藏琴录》“龙门寒玉”条下记述：“西园主人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印方寸‘困学’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振’亦鲜于氏印也。”西园主人即爱新觉罗溥桐，可知其民国初年即见过此琴。有关这个说法，郑珉中先生《唐琴辨——再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续有所论： ……有人因大印之上多了一颗“困学”小印，就断定“玉振”印亦系鲜于枢之印，这无疑过于武断了。……因“困学”印定为鲜于氏旧藏则可，如因“困学”遂将“玉振”印亦定为鲜于氏之印，而琴背上其它铭刻与大印都是同时期刻上去的，则刻款“大圣遗音”的这件“鸿宝”，岂不就成了元人的仿造品了吗?当然这张“大圣遗音”是否为元鲜于氏之所为，识者自有明辨。从唐琴铭刻的总体看，“玉振”绝非鲜于氏印，其它刻“玉振”印的琴上亦未见与鲜于氏有关的痕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此“大圣遗音”伏羲式琴在嘉德2011年春季拍卖会“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中，以1.15亿元人民币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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