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子也使用镜子

自上古时代起,镜子便是贵重的照容用具。除可端正衣冠,明亮光洁的镜面与日月同辉,镜子遂成为能驱除不祥的法器。光照反射的特性被进一步引申,明镜便有了鉴古知今的历史意味。

古人以铜为镜,镜面平整莹亮,镜背则成为纹饰设计的胜场。随着时代工艺及审美的演变,铜镜成为体现各时代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备受珍视。北宋时期,朝野均极重视古文物,因而带动了编修古器物图谱的风潮。宋徽宗整理宫廷所藏古铜器,将汉唐铜镜一一收入《宣和博古图》,开铜镜入古器图谱先河。

清代宫廷的古镜收藏甚丰。乾隆皇帝依循《宣和博古图》的体例及概念,将宫中所藏汉代至明代铜镜收入《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西清续鉴·乙编》等,合称为“西清四鉴”的古铜器图谱中。此外,更进一步将各书所录之古镜,珍藏于与图谱同名之书册式函匣,作为殿堂陈设,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古镜收储设计。除作为收藏品,清宫贵族也喜爱以古镜照容,为古镜配置镜架,增添生活雅趣。

随着东西方密切交流,明末清初已有欧洲水银玻璃镜输入,为照容带来全新体验。康熙皇帝设立了玻璃厂,并开始生产玻璃照容镜。多样化的新颖技巧, 如画珐琅、玉雕、牙雕、铜作与木作等工艺,广泛运用于玻璃镜框的制作上。随着玻璃镜在清代中晚期的普及,铜镜的主流地位逐渐被取代。

皇帝的镜子——清宫镜鉴文化与典藏展览围绕清宫贵族对镜子的鉴赏、装治与使用等主题,共分为以下三个单元。

铜镜光亮反射的特性,使古人视之为神物。传说中,镜子是黄帝合阴阳之精所铸成,万年不锈,能通合鬼神。据宋徽宗勅撰的《宣和博古图》记载,汉唐古镜上仙人、四灵、五岳、八卦、十二辰及蟠龙舞凤等形象是天地万象的缩影。铭文内容则提供了文学与人格修养的范例。因此,研究古镜可达到教化的目的。

清宫典藏的古镜以汉、唐铜镜为主,也有少量宋、金、元、明铜镜。这些古铜镜自成系统又风貌多变,具体体现了近两千年连绵不绝的工艺、美感与思想发展,成为以物鉴史的绝佳范例。

新莽-东汉早期,“仙人不老”博局镜,圆形镜,半球钮,柿蒂形座,外围双线方栏。栏内一周十二地支铭文,字间间以乳丁。方栏外为博局图式,间以连弧纹座乳丁八枚。其间满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灵,以及其他飞禽、瑞兽,细致繁复。外围铭文一周:“尚方作竟(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非回(徘徊)名山采芝草,渴饮玉泉饥食枣。寿而(同)金石(天之保)。由(游)天下,敖(遨)四海。”

镜缘饰一周锯齿纹,外环以云气纹。博局纹与四灵瑞兽图案、干支文字及神仙思想铭文的搭配,反映了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流行的谶纬观念。此镜因“铜质莹洁,色泽古穆,铭词规制”,且与《宣和博古图》卷二十八所录“汉仙人不老鉴”同,故被乾隆皇帝列为古镜中之上上等。

隋-初唐,“玉匣”镜,圆形镜。镜背纹饰为放射状分布的银杏八枝,树枝交叉处构成了镜钮。银杏叶末端为细微的水波纹,若清风吹抚,银杏临水而动,画面极为雅致。内外区以细弦纹为界,外区铸北周诗人庾信的骈体咏镜诗句:“玉匣初开镜,轻风拂去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音韵和谐的诗句、工整的楷体铭文与宜人的镜背纹饰相互呼应,予人清爽感受。

盛唐时的“狻猊葡萄镜”,圆形镜,伏狮形钮。镜背高浮雕纹饰以高起的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为狮子七只,或蜷伏,或回首,或站立,或翻滚,姿态各异。站立的公狮旁有母狮带小狮,呈现对狮群生活的细致描绘。外环以葡萄藤蔓一周,葡萄果实松软,葡萄叶表现写实。外区纹饰为六只鸟禽及八只奔驰瑞兽相间于葡萄藤蔓间。栖息于藤蔓间的鸟禽共有六种,鸟羽刻画细致,松软自然。镜缘饰一周卷草纹。全器纹饰展现设计者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绘及喜爱,极富野趣。

南宋时的“双龙古鼎形镜”,双耳双足鼎形镜,镜背中央有细窄的双钮,原为固定支架所用。鼎形颈部饰浮雕卷草纹。腹部为高浮雕双龙拱珠纹样,一如宋代常见的双龙纹,龙口做一开一阖设计。双龙下方为海水纹。镜缘高起,做三角斜缘状。

乾隆皇帝将内府典藏的古铜镜著录于“西清四鉴”图谱,更依次制作《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西清续鉴·乙编》、《宁寿续鉴》等五套书册式镜匣。每套约五十匣,作为紫禁城内位育斋、宁寿花园符望阁及盛京奉天行宫等宫殿的陈设。镜匣装祯华美繁复。封面与封底为木板裱香色地双色龙纹锦,木胎匣四侧以合牌纸砌成假书册形式。内页糊天青色绫,封面内页为所储铜镜的写真画片,并有书写该镜器名及描述的黄签题记;封底内页则为山水或花卉画片。铜镜入匣后先覆以黄绫软托,再盖以雕刻精美的木盖。封底内页及木托背面所附画作、书法由乾隆的同宗兄弟、皇子、文臣、画工共同完成,反映了密切的君臣关系。

匣贮铜镜一面,内有品鉴目录册页一开,书所收列为上上等铜镜四面,分贮于镜匣第一册一面,第二册三面。封底内页为永瑢画青绿山水并题,巍峨耸立的层迭山峦,楼阁隐现于云雾中,山间有松石流瀑,溪岸林木葱郁,深遂幽远,颇得宋元人笔意。透过镜匣圆形开窗,画面呈现如宋人小景山水的韵味,更是另一番景致,可见构图布局之用心。木盖刻蝠与磬于锦地上,象征“福”、“庆”,反面为梁国治行书,临欧阳询《化度寺碑》。梁国治,字阶平,浙江会稽人,乾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户部尚书,为乾隆晚期重要词臣。工书法。此盖所附书法显现秀美精谨之书风,院藏数件梁国治临摹兰亭之作,可见其书学渊源与清初帖学传统之承袭。

清代铸镜业虽发达,典雅秀丽的汉唐古铜镜仍是宫廷皇族喜爱的照容用具。除为古镜配制各式镜架,更转化材质与功能,将砚台做成唐镜的菱花形状,为书房几案增添美感与情趣。

康熙时期,西洋传教士便以欧洲玻璃镜及镜盒作为进献的贵重礼物,深得皇帝喜爱。1696年,康熙皇帝设立玻璃厂,致力生产包含玻璃镜面在内的玻璃器,一别过去两千多年来以铜铸镜的传统。清宫造办处以玉、铜、木、牙骨及珐琅画片等多样化材质为玻璃镜配制镜框,开发出多种既有西洋情调又富含清宫审美意味的照容镜。

18世纪的英国“钟表化妆匣”,为James Cox制作多功能双层小提盒,整体金属花叶纹边框嵌玛瑙,提把与四足嵌饰各色宝石,第一层打开盖内有玻璃镜,盒内为嵌宝石钟表,表面有机械装置可转动;第二层打开则为化妆匣,盒内有五个玻璃金属盖小罐与各种工具,盖内画有着西洋服饰的中国仕女图,显示此盒是因应中国市场而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