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珍品之“宋子”三孔布鉴赏

三孔布，形似圆足布，因其首部与两足均有一孔而得名，除三孔这一特点区别于圆足布外，背文尚有“一两”或“十二朱”以铢两为单位的计重，这在先秦布币中是绝无仅有的。该币种至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金石名家初尚龄所著《吉金所见录》中才有首次著录，以后历经一百多年直至今天，三孔布已陆续发现不同地名30余种，种类虽多但每一品种均寥若晨星，不少为仅见孤品，而期间关于三孔布国别、年代等问题的讨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难有共识与定论。目前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三孔布系战国后期秦占领赵国城邑后所铸，即秦铸。主要依据是三孔布采用铢两制计重，而当时在钱币上采用铢两计重的只有秦国，且铸量稀少，因此推测为秦灭六国过程中占领赵国城邑后“暂时出现的圆钱与布钱的混合型铸币”(朱活《古钱新探》)，持这一观点的以郑家相、朱活为代表，彭信威先生亦倾向于此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中山国铸币，主要依据是考证出的三孔布地名主要集中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山国疆域内，持这一观点的以汪庆正为代表。中山国属北方狄族的白狄，春秋中晚期始强大而建国，后几乎为晋所灭，不久三家分晋，中山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时间不长，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的魏国于公元前406年占领了中山，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复国，定都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附近)，据平山县中山国墓出土青铜器铭文，中山曾趁燕王哙让国内乱之际攻取燕国“方数百里，列城数十”，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山曾一度比较强大，不排除铸造这种精美钱币的可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战国后期赵国铸币，主要依据是三孔布形制类似赵圆足布，且分大、小二等，文字制作也为三晋风格，已考证出的三孔布地名要么属赵，要么先属他国而后属赵。至于以铢两计重，则依据考古发现，战国时期以铢两计重的可能并不止秦国，如燕国金器背面均刻有铢两计重的铭文，目前已确认为赵国的铸币均无计重，但不能因此认为赵国不曾采用铢两制，持这一观点的以裘锡圭、李学勤为代表，这也是目前得到较多认可的一种观点。

三种观点各有合理性，但也都有其难以解释的地方，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三孔布可能是一种的信用支付工具，即并不是一般的流通钱币，这似乎可以解释三孔布铸工较精、品种多而数量少的原因，但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是否发展到有出现信用货币的可能性尚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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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三孔布，目前仅见2枚，均为小型布，第一枚于1983年4月在山西朔县北旺庄汉墓中发现，同出土还有一枚“安阳”方足布和三枚四铢半两，可知为早期汉代墓葬，此布背文“十二朱”，背首穿孔上侧有数字“一”，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图1)，为首次有确切出土记录之三孔布，意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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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枚亦于早年在山西省北部发现，现入藏华夏古泉网，是品通长53.4mm、肩宽约26mm，重6.5g，布周与孔皆有郭，面文“宋子”，背文“十二朱(铢)”，背首铸有数字“十七”，可能表示冶铸炉次或范次(图2)，浇范口位于首部，范线、文字清晰，通身绿锈，色如初春之青草，面、背局部有硬绿结晶，锈色层次分明，为典型山西窖藏坑口，文字书写放逸不羁，与第一枚“宋子”相得益彰，是又为三孔布家族添一珍品。

据《汉书·地理志》，宋子属巨鹿郡，其地位于今河北省赵县东北，战国中期属中山国，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宋子归赵，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粟腹伐赵，至宋子，赵国派廉颇将兵拒燕，在鄗(今河北省赵县西南)击败燕军，燕人请和，赵国不许，后“赵听将渠，解燕围”。

宋子先属中山而后属赵，故该布若铸于战国中期，则应为中山国所铸，若铸于战国后期，则应为赵国所铸，因此“宋子”三孔布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三孔布的国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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