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檀笔筒赏析——嘉德拍卖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这里展示的是嘉德拍卖中亮相的精品紫檀笔筒。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汜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

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作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作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孙雪居，其作品甚为罕见。清代有吴之璠、黄炳勋、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笔筒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以花卉居多。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

清代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清代集浮雕、镂雕、阴刻于一身的木笔筒较为常见，此类器物集中表现了清代木雕技艺的成熟与高超。

王世襄旧藏“明 鱼龙海兽紫檀笔筒”

此紫檀笔筒器表满浮雕鱼龙海兽图像，最引人瞩目的主角是气势慑人的二龙。这件备受瞩目的王世襄先生旧藏“明 周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最终以5520万元的价格刷新了木制笔筒的最高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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