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国标尴尬之下何去何从？

《红木》国标的修订关系国计民生，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弦。

近十几年来，随着红木产业的发展，一直未曾改变的《红木》国标，早已显露出其不合时宜的一面。特别是去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对国标中所列的7种红木树种予以国际贸易限制后，使得可供加工的红木资源更加稀缺，原本就乱象频出的红木市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为红木产业的国家标准，《红木》国标的修订，已是迫在眉睫。

然而，众口难调，国标的修订，并非易事。2013年5月，国标修订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了集思广益，起草小组先后于北京、东阳、中山和仙游召开征求意见会。这期间，各种声音纷纷涌现，生产商、专家学者、收藏家、质检机构、科研机构、消费者以及媒体，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对国标的修订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一时间，人们似乎已是把规范红木市场乱象的重任，都寄托在了一纸国标的修订上面。

一边是自身确实存在许多不合时宜的地方，一边是要面对波诡云谲的市场环境和其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纤薄不盈一握的《红木》国标，俨然置身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诞生之初，国标曾规范和引导市场

现有的《红木》国标出台于2000年。彼时，我国民众日趋富裕，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之风也日渐浓郁，由此，红木家具产业随之而兴起，红木家具店在短短几年间“千树万树梨花开”，遍布大街小巷。

然而井喷式的发展也迅速导致问题的频发，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买卖纠纷。市场上的红木制品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因材质而引起的买卖纠纷日益增多。然而，由于无标准可依，无论是消协还是法院，都对这些纠纷束手无策。

二是产品混乱。由于红木资源短缺，许多家具厂商或收购旧红木家具加以改制，或以进口相似的其他木材做代用品，使得市场上出现了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红木”家具，也使得消费者对红木家具的认知不知所措、云里雾里。

三是“红木”名称使用混乱。在国标出台之前，市面上出现了诸如红木、香红木、老红木、新红木、花梨、新花梨、紫花梨、红酸枝、黑酸枝、白酸枝等20多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红木”代名词。

正是在上述的市场背景下，人们迫切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给出一个权威的说法，为“红木”正名，也“证明”红木，以规范市场乱象。为此，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负责起草，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红木》国标(GB/T 18107-2000)应运而生。从此，便成就了今日已广为人知的国标中“5属8类33种木材”之为“红木”的概念认知。红木市场，开始有法可依、有标准可循。

而关于国标制定的目的及其依据，在《红木》国标的前言中便开宗明义地讲道：“现时红木制品用材树种名称混乱，扰乱了市场秩序，为规范市场和保证产品质量，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中红木树种确定的依据：从木材解剖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家具残片的木材特征，研究目前红木家具用料，参考国内外正确定名的木材标本和资料。”

时过境迁，国标已不合时宜

《红木》国标具有其规范市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其不合时宜的弊端。首先，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指望以一个一成不变的行业标准来应对市场，显然是不明智，也是不合理的，《红木》国标历时14年而未曾变动，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次，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历史的嬗变尚且是“成也萧何败萧何”，更何况一个产业的国家标准呢?

综合来看，《红木》国标的弊端，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树种选定的局限性。国标中所列33种树种，主要是依据当时民间存在、市场上流通的以及故宫里藏存的明清家具所用材。但实际上，有些材质不错的材料以及一些新树种，都因当时存量较少而没有收录。同时，现有的33种材料，如今已有许多濒临消失、无材可用，而后来新发现的并且已被广泛使用的许多替代型木材，却又无缘列入国标，领其属于“红木”之身份证明。

二是表述的不严谨。《红木》国标中有一段不够严谨的表述：“此外，上述5属中本标准未列入的其他树种的心材，其密度、结构和材色符合本标准的也可称为红木。”这段话的表述，给人的感觉，是对红木的树种定而未定，留下了缺口，也为后来市场上许多牵强附会地“攀高枝”而乱称“红木”的现象留下了遗患。

三是鉴定上的难度。国标的目的是规范市场，但由于树种鉴定上的难度，使其规范市场的功能难以彻底。比如红酸枝类包含了老挝红酸枝、缅甸白酸枝和花枝三种树种，这三种树种的原料售价相差悬殊，但又都可称为“红酸枝”。而我国现行的鉴定条件又很难鉴定到树种，鉴定机构也不允许出具树种鉴定报告，因此，这就给了一些厂商混搭材料、瞒天过海而牟取暴利的可乘之机。

以上只是列举国标较为典型的不足，其它的，还有许多行家讲了许多国标有待改进之处，此处不一一列举。一个标准的制定，不可能做到涵盖古今之面面俱到，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我们当然不是站在现在的立场来吹毛求疵。但既然提到国标修订的话题，还是要清楚其之所以需要修订之原因的。国标的许多问题，与它后来对市场的正面影响一样，原本都是当时的制定者们之所难以预料的。

国标的尴尬，何“去”何“从”?

修订国标，很多年前便有人呼吁，自2013年5月份正式启动修订工作，至今，国标修订起草小组，已分别在北京、东阳、中山和仙游举行了四次意见征求会。期间，与会的各界人士，各执一词，意见纷纭，难以统一。这一方面说明了主导单位对国标修订工作的慎重，一方面也体现了众口难调的修订工作之艰难。毕竟，国标的修订和落实，是一个展望将来、统揽全局和平衡各方利益之精益求精的过程，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工程。

2000年制定的《红木》国标，对产业、对市场、对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之大，都完全超乎制定时的预期。它不仅造就了一方市场，培育了新兴的富人，成就了许多行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日红木家具市场囤积居奇、唯“材”是举、忽视文化和艺术、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局面。

正是有鉴于此，这次国标的修订，才如此慎重，也才如此牵动着业界的人心。

2000年《红木》国标的制定，由于当时红木家具市场还处在其肇启之初，因此，读完全部二十八页的《红木》国标，我们会发现，其通篇所讲，几乎都是“树种、树种、树种”。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自是无可厚非，然而14年过去了，一方面市场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经济、对于消费、对于环境和生活的认识，也都已经有了转变和提升。

如今，红木家具产业的国家标准，绝不应该再只是局限在一个树种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红木家具产业和茶业、陶瓷等民族工艺产业一样，本是我国绝无仅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产业。然而这种绝无仅有和得天独厚，并不是体现在对世界珍稀硬木树种的砍伐占有和囤积居奇，而是体现在我国传统家具制作的工艺之精和艺术之美上面。

真正能够欣赏红木家具的人们都明白，由家具师傅们精心制作的红木家具，不仅是生活中的物件，更是生命层次上的物件，可以怡情养性、宁静致远，是精神的寄托，甚至是灵魂的归宿。然而在不谙就里的浮躁的功利思维的疆域里，这些所谓工艺和艺术云云，所谓宁静致远云云，很多时候只被当作是所谓无聊文人们的文墨酸话，甚至是商业炒作的肤浅附庸。一些从业者所趋之若鹜的，永远是越过了那工艺和艺术之美丽面纱的一张张钞票。

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使得我们对于人生与生活，有着根植深远、独具韵味的审美品位和追求。这种审美品位和追求，才是红木家具最初产生的缘由，才是红木家具深具价值的原因，也才是红木家具能够精品迭出、引起人类全体之精神共鸣的本来面目。

然而，这文化和艺术之美，又如何能够写进一纸国标?这文化和艺术之美，又如何能让只顾遍地寻金的那些红木商人们真正地明白、理解和接受?

《红木》国标的修订，修什么，怎么修呢?

红木家具本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遗物，是慢生活节奏下的灵动诗意。在滔滔滚滚的工业化浪潮中，在欺天谣言却谱写一曲曲财富神话的商业炒作的市场中，不仅红木家具本身是无辜的、落寞的，《红木》国标置身其中，似乎也一样呈现出其无比尴尬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