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标准”背后的利益
中国人对一种事物的爱与追求往往是毁灭性的。中国市场大部分优良硬木来自老挝、印度与缅甸，东南亚很多森林因此荒芜。大部分国家对木材出口闭关，市场上很多昂贵木材都通过走私获得。
商家不断哄抬黄花梨的价格，为证明这种木材的稀缺，往往把黄花梨的生长期说成500年以上。
“海南黄花梨100年左右就已经长到了自己的极限。它的寿命一般是500年，但成长期是100年，这就像你20岁已经不再生长，但你能活80岁。很多商家偷换了寿命与成长期的概念，故意把它说成是很难成材的与稀少的。事实上，海南黄花梨并没有稀缺到这个程度。”马未都说。
在杨家驹没有主动申请的情况下，《红木》标准获得了2001年第一届中国国家标准奖三等奖。“这个奖的获得者大部分跟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是对吃、穿、用的东西的一个全面评价。”杨家驹说。
从诞生初始，这份旨在规定哪些木材才是中国传统硬木的标准，主要用途并非体现在学术界，而更多是用于规范市场与指导消费。
红木曾是个小行业，不太多的资金就能控制整个盘子，最终操纵价格。红木的身价一般只是一些小集团的利益，利益争夺的关键，就是他们囤的木头能不能被界定为名贵木材。
杨家驹研究红木的两年里，向上递交了两次意见稿，等待国家的修改意见。这段时间，很多工厂对他的研究结果迫不及待，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杨去取样的老字号工厂。在正式稿颁发之前，他们就已经用意见稿去面对市场了。
“买的人不知道，卖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很急，说我就执行你的征求意见稿了。”杨家驹说，市场混乱，对工厂而言，如果自己的木头得到国家认可，就能顺理成章地让消费者接受自己的价格。
《红木》国家标准后，出现了很多新的硬木标准，这些标准的关键都是旨在自己增加新木种。
杨家驹办公桌上，一本《中国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规定了三类昂贵硬木。杨家驹的“红木”只是其中之一，另两类是新木种。这个标准不再由林业部制定，而是与市场更加密切的轻工业联合会。在赞助方中，南通紫光艺术品等品牌赫然其上。
杨家驹指着这个标准封面上方的编号说：“这只是行业标准，国家没有批准。只有我的标准才是国家惟一真正批准的。”
“标准颁发后，很多人希望我增加种类，我拒绝了。”杨家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扩大红木树种范围这件事上，他与厂家产生了极大分歧。“如果标准要修订，只能是故宫发现了一个新木头种类，或者民间发现了一个真正文物性质的新品种。如果只是商家想增加，那不可能，你即使增加国家也不承认。”
不过2012年出台的一部《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已然被圈内人称作“新国标”。
这份新标准终止了杨家驹对红木的细化，较为宽泛地指出：在选择红木家具用材时，可以不断扩展使用新的树种资源，包括欠知名树种资源。也就是说，更多出身不明的树种、木材，将成为新的“红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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