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具与西方藏家：鉴赏趣味不断转变的历史

拉克·梅森(Lark Mason)是原纽约苏富比拍卖行高级副总裁，他梳理了中国家具如何被西方收藏家认识、发现的脉络。实际上，西方收藏者与中国藏家对“中国家具”的认识有着极大的偏颇—西方人认识中国家具的途径最初是作为出口的贸易产品，在1876年费城举行的百年博览会、1892年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上都能看到中国家具的身影；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西方收藏者一直认为最美最好的中国家具是漆器家具。随着日后资讯、交通的逐渐发达以及中西方学者如王世襄等人学术专著的发表，西方收藏家对中国家具的认识才开始日趋完整、丰富。

20世纪之前，最早被带到西方的中国家具包括一对漆器的折叠椅，在16世纪时进入西班牙皇室，另外还有大约在17世纪晚期送给德国贵族的大黄花梨木床。许多其他的记录也确立了中国漆器的屏风、小家具、器物等在17世纪欧洲已经存在，但是它们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家具收藏”含义是不搭界的。

那时的家具，实际属于当时商品贸易的一部分，这些商品包括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等，它们被运到欧洲的贸易中心，目的是赚取一些利润。在17世纪，这些家具只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为贸易而生产制造的产品。在早期贸易里，之所以中国家具比较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们的体积非常大，需要组装，而且经受不住长时间的海上运输，而其他产品运输起来则更容易，并且利润更高。

中欧之间的贸易从16世纪迅速发展，随着它的发展，贸易中包含的物品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作为贸易产品，当时的家具大部分不是按照中国本土家具的外形制造，而是糅合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风格，它们融合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题、时尚的设计、漂亮的木制、成熟精美的漆工……因此在西方非常受欢迎。但并不是这些家具激发了20世纪西方对中国传统家具的兴趣，在17、18世纪，甚至到19世纪的西方市场还没有形成中国明甚至早清家具的规模收藏。

当时的中欧贸易做出的贡献是普及了中国式的设计。大量的瓷器、丝绸、香料、茶叶和其他的商品被运到欧洲后，被有钱的欧洲人抢购一空，中国式样的设计也被优秀的家具工匠用于皇室的宫廷里，比如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和奥普斯塔斯二世的皇家宫廷。无数的贵族也在他们的客厅里摆上中国式的家具。他们确立了非常良好的范例，而且这个范例被社会上每个拥有财富的人所效仿。

随着欧洲有钱贵族对新设计、新风格的渴求，西方的家具工匠师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和中国。他们将具有亚洲风格的装饰融入到西方家具里，从瓷器、漆器、丝绸幔帐里汲取了中国式的设计融入进他们的作品中，这种融合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一种中国风的艺术风格，在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风格在欧洲家庭、工匠制作坊里占据了主要地位。　　

尽管从18世纪时开始，家具就已从中国向西方出口，但是直到19世纪，出口家具的数量才增多起来。当时的香港、广州、上海都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主要出口的家具都是一些漆器家具，与18世纪已经确立起来的式样相一致。但到19世纪后半期，硬木家具开始成为从中国向西方出口的家具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百年博览会，1892年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布博览会的记录上都可以看到中国硬木家具的身影。它们非常耐用，而且融入了中西方的设计，被中上阶层所购买。

19世纪中期到晚期，西方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开始成立起来。在伦敦，1857年成立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在纽约，1870年成立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876年成立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传统家具和其他装饰性的艺术品都被收入到这些博物馆，作为文化制品进行展出，成为传播关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媒介。19世纪晚期，仍没有出现大量收藏明或早清家具的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但是，接下来的20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随着现代交流、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对于中国家具的认识在欧洲也不断增加。随着博物馆的收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那些私人收藏者也开始想得到与博物馆收藏类似的产品。通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公众对于中国其他艺术品形式的支持开始扩大，而且这也促使一些专业出版物出现，这些专业出版物的重点就放在一些精美、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上。

原来阻碍不同国家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地理障碍迅速消失了，专业出版物的出现时机与传播、交通的进步同时发生，这两样使得人们在史上第一次开始能够安全地进行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长途旅行。过去需要几个月才能实现的旅行，在几周内就可以完成了，大众的传播使得世界各个角落联系起来，过去对于西方来讲根本无法到达、遥不可及的亚洲变得朝夕可至。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比较富裕的西方旅行者干脆到北京或者在中国其他城市开始居住，并为他们的收藏搜罗藏品。尽管他们曾经在中国的二手家具市场里看到一些硬木家具，但是他们对关于中国家具所产生的理念仍然来源于他们原先在欧洲、美国举行的博览会上所看到的漆器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