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探赜：安思远与中国家具

明十七世纪 黄花梨圈椅一套四张

明十七世纪 黄花梨画案

安思远涉猎甚广，中国家具虽只是其众多收藏品项之一，却与他颇具渊源。1970年，他以《中国家具：明清硬木家具实例》(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s of the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 一书一鸣惊人，随后更参与建立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的阿斯特中国庭园。该园于1981年开幕，其中的家具皆由安思远提供;家具的选择、风格与陈列方式启迪无数访客，至今尤然。1982年，安思远于檀香山艺术博物馆举办中国家具展览，并编撰展览目录《夏威夷珍藏中国硬木家具收藏》(Chinese Hardwood Furniture in Hawaiian Collections)。他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转攻其他课题，但在1996年再以《洪氏所藏木器百图》(Chinese Furniture: The Hung Collection) 归纳大量新文献与研究，再探此前提出的论点，其后则有1998年的“风格的实质：明末清初中国家具”(Essence of Style: Chinese Furniture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展览与展览目录，以及2005年出版的最后著作《洪氏所藏木器百图》第二卷;著述之完备远超安思远所有其他研究范畴。而是次佳士得拍卖不单彰显出安思远作为中国家具鉴藏家的重要地位，亦是在自古迄今相关研究的脉络中对其总体成就的回顾。

多部西方出版的中国家具书籍在安思远1929年出生前相继出现，包括洛克 (Rocke;1921年)、赛斯辛基 (Cescinsky;1922年)、杜邦 (Dupont;1926年) 等人的著作，均反映早期欧洲藏家对漆器家具的兴趣。古思塔夫 · 艾克 (Gustave Ecke) 自1922至1948年间旅居中国，并于1944年发表首部有关硬木家具的著作《中国花梨家具图考》(ChineseDomestic Furniture)。同样曾于1933至1941年居于北京的乔治 ·纪慈 (George Kates)则在1948年出版《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两年后在布鲁克林美术馆展出从中国搜罗的35件家具。在1942至1946年间，洛杉矶县立艺术馆亦展出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于战争动荡年间带返美国的家具。其他活跃圈中的重要人士包括1928至1948年间旅居北京的古董商人杜拉蒙兄弟 (Drummond) 及邻友克藕子 (Charlotte Horstmann)。艾克亦与他们私交甚笃，其著述更载有他们的十七件藏品。1946年，杜氏兄弟返美，遂于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展出34件“杜拉蒙兄弟珍藏”古董家具。

在布鲁克林、巴尔的摩展览后一年，艾丽斯 ·庞耐 (Alice Boney) 发掘了年仅十七岁、聪颖好学而对亚洲艺术饶富天份的安思远。庞耐是中国艺术商，活跃于纽约，更是最早涉猎中国家具的古董商之一。夏威夷收藏家亨利 ·克蓝玛 (Henry Kramer) 忆述刚认识安思远后，二人随即同游檀香山，当时大批海外居民回流并带回大量古董，他们更在罗伯特 ·安斯塔思(Robert Ansteth) 的艺廊发现不少黄花梨木器。未几，安思远于杜拉蒙兄弟在曼克顿经营的Transorient艺廊看中一张黄花梨素围子罗汉床 (图一)，随即推荐予庞耐收藏，直至1988年庞耐去世。后来木床遗赠安思远，数年后纳入洪氏珍藏。早年安思远亦曾替庞耐购得一件黑漆镶嵌圆角柜 (图二)，数十年后漆柜推出拍卖，再经安思远替洪氏购得 。安思远首部著作献予庞耐，载有庞耐十多件藏品，时刻感激良师的指导。

安思远于1950年代初回夏威夷服役，适逢艾克伉俪刚从中国回流。艾克获檀香山艺术学院委任为总监，并于1952年举办中国家具展览。安思远于1982年以邀约当地藏家参与的展览向艾克致敬，更于目录序言中感谢艾克多年来的提携。

1960年，安思远伙拍詹姆士 ·高迪 (James Goldie) 成立安思远及高迪有限公司 (Ellsworth & Goldie,

Ltd。)。在多年前的某次聚会中，高迪提及于洛杉矶发现一张黄花梨架子床，并推荐予安思远。但安思远不为所动，嫌其中柱及楣板残缺、榫头外露过为碍眼。其后木床在1965年借予一重要机构的小型中国家具展览展出。 多年后安思远为洪氏珍藏撰写目录时谈及此事，指出木床的雕饰因配合西方品味而遭拆除，更因其现代加工与残缺而撤展。安思远预示这将成中国家具收藏的典型棘手难题，唯靠经验与过人眼光方能洞察。

其时安思远开始经常到访香港搜罗珍品，更与黑洪禄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黑洪禄忆述：“……专攻中国古典家具的人不多。我懂得鉴别上乘佳品，对品相甚有心得，深信物品自有其销路。波比 (译按：安思远) 可说是我踏上美国市场的桥梁。”

西方对中国“古典”家具的兴趣与日俱增。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家具馆开幕时展出1961年得自安思远的一张上佳黄花梨罩床 (图三)，及后更为馆藏硬木家具编制年鉴。纳尔逊 ·艾金斯艺术博物馆于1966年开设中国家具馆，馆藏由曾于1930年代旅居北京的另一傅奇人物罗伦斯 ·史克门 (Lawrence Sickman)建立。新成的中国家具收藏遂遍布北美各大艺术馆，激发私人藏家争相追捧。

乘着这股中国家具热潮，安思远把握机会整合新知，糅合其研究与见识于1970年出版的中国家具权威著作。书中实例均来自个人收藏，亦涵盖其时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名品。

安思远在首章引言撮述中国家具历史发展，阐释当时的热门话题如坐椅之流变。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长及《中国椅》(The Chair in China;1952年着) 的作者路意丝 ·贺利 ·史东 (Louise Hawley Stone) 与《蛮夷之床：中国座椅起源》(Barbarian Beds: The Origin of the Chair in China;1966年着) 作者费兹杰罗 (C. P. Fitzgerald) 当时俱为此课题的权威。后来随考古学及其他相关研究发展，椅櫈历史获得新证，说明“坐”的习俗受佛教与中国周边外来文化影响，详为考证历时数世纪从跪坐到椅坐的过渡。1991年安思远在北京一场中国家具座谈会上引用吴同 (Wu Tung) 的研究 (吴氏没有出席活动)，该研究谈及坐椅在唐代前已于日本出现，而座椅高度亦与中国儒家伦理有着密切关系。

对西方古典家具同样熟悉的安思远曾指出，中国对十八世纪的欧洲家具设计影响深远。其著作亦载有一系列图片，对照十八世纪安妮女皇扶手椅与中国黄花梨南官帽椅 (图四)。尽管早有前人提出亚洲文化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装饰艺术的影响，但这仍是欧洲家具设计史研究中未获应有重视的课题。同样有趣的是，西方装饰艺术亦传到中国，例如近来有人关注到康熙帝及雍正帝曾特意搜罗法国黄金装饰纸用以制作风格华丽、主题丰富的装饰宫殿图样。从古至今，一股跨越、整合、融和世界的文化洪流一直此起彼落。

明十七世纪 黄花梨束腰活面棋桌

安思远亦热衷于考证中国家具年代，其早年研究经常涉及有关题材。1960年，在上海附近发现的明代墓穴有两组微型木制家具出土，为考据当时家具造型提供重要线索。他率先于西方发表文章阐述，更指出其中一张木椅与一组刻有明代学者书法、后来被一重要机构收购的四件紫檀椅之间的关联，但其立论后来遭王世襄等人的详尽考证拆解。时至今日，该组木椅已广被确定为清代制品，其铭款则大有可能为十九世纪所刻。安思远在撰于1996年的《洪氏所藏木器百图》中承认：“草率的结论或许在短期内尚能站稳阵脚，但时间与常识终将厘清所有谬误。”并指出：“在研究初期我已得出一重要结论：大部分他 (与他人) 确认为明代家具并出售的制品，实际年分应为五十至一百年之后。”近二十多年间出现大量可考之例，证明中国家具不可单凭风格判断年代。

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大量中国物品与信息于西方涌现， 安思远发现不少西方黄花梨家具收藏其实来自北京，且按照当时的西方品味制造。虽然安思远未及遍游中国，但他在1991年成立旨在修复安徽徽州古建筑的中国文物艺术修复基金会后，得以仔细观察与古代家具设计相仿的建筑细节，而当时亦有人开始在福建、山西省等地进行类似的研究。安思远深明鉴别中国家具来源之道，在于当地见识与行业情报，一如欧美家具。今日无论南北、东西的地方传统已广获肯定，不少中国藏家甚至会按照地区风格收藏家具。

在1990年代中后期，藏家对地区家具的兴趣随着传统漆器、软木家具风行而愈趋浓厚，此类地域特征往往见于家具的独特纹饰、风格、选材与构造。有关实例屡见于安思远著作，他在1996年的《洪氏所藏木器百图》中指出：“显而易见，美感或价值并非取决于木料。有远见的藏家购买的是家具，不是木材。”当时他对洪氏所藏一张楠木罗汉床赞不绝口，并预言软木家具佳作将与硬木家具一般备受青睐。2014年，该罗汉床于香港苏富比以4,840,000港元 (623,623美元) 成交，再次证明安思远市场触觉敏锐，慧眼独具。

安思远具备天赋鉴赏眼光，无庸置疑。他不单慷慨分享所知，更时刻提醒我们该擦亮眼睛，不要被潮流或成见所惑。他曾直言：“若相信个人眼光，而非盲从专家制定的教条，我们就能摆脱有关美学的陈腔滥调，懂得欣赏对象真实之美。学会自己观察的人，自会发现通往新世界的路径，觅得不同传统文化的美善。”安思远的眼光、热诚、不懈努力与大方贡献，成为中国家具鉴藏界今后继续发扬光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