髹漆家具：从礼制文化到牧歌归隐

战国漆器：彩漆木雕龙凤纹盖豆(湖北省博物馆藏)

元或明 黑漆架几供案(可乐马古代家具博物馆馆藏)

文、图/郑克峰 编辑/刘玲芳

髹漆家具简介>>>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大致说来就是以漆器制作方法而生产出来的家具。它们有着复杂的渐进演变过程。公元10世纪以前，漆器、礼器、厨具及家具皆大约呈低矮小的型制。公元10世纪以后，漆器家具从中脱离转而成为高大的型制，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因素。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沿承于中国古代的漆器艺术，毋庸置疑，髹漆家具的创作应用技术亦全面脱胎于漆器制造技术。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贵族阶层、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了漆器与髹漆艺术，发展至明清两代，臻于完善。从北京故宫遗存的明清两代髹漆家具文物来看，相应的制作技术，涵盖了几乎所有漆器工艺。

髹漆家具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及世界任何家具体系，并且在公元10世纪以前就完成了它自身由矮小到高大的美丽嬗变，其中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明白几个具有影响意义的时间节点，也就能大致清晰中国古代髹漆家具发展的历史脉络。

时间：夏商周时期

影响：“礼制文化”为漆器及髹漆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漆器艺术的历史传承极其悠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公元20世纪初叶清朝帝制结束，约计8000余年，起伏跌宕，不断向前。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世纪~前771年)是我国文明形成的重要阶段，伴随青铜文化的辉煌发展，漆器艺术在品种、数量及用途方面也呈现出日益增加的趋势。这一时期，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政治与文化的大背景强调的是王权与神权的至高无上，而作为礼制文化的重要载体，青铜器、玉器在客观上被赋予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内涵，形成了罕见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礼制文化”，其凝重神秘的风格，在当时创造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从而为之后漆器以及髹漆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间：春秋战国至西汉

影响：孔子的治国与教育思想体系固化了中国的“礼制”，以屈原为代表的“离骚文化”将中国漆器推向鼎盛

自东周开始，从春秋战国直至西汉，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发展初期。首先，周王室受到不断内乱与戎狄入侵的双重打击，日渐衰微。于是，等级森严的周礼被僭越而“礼崩乐坏”。青铜器作为周王号令天下的礼制象征，首当其冲地成为各诸侯国的僭越对象，被竞相铸造，以示其各自的地位正统，但这也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青铜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南方楚国的漆业亦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更难能可贵的是，楚国率先以五彩斑斓的漆器取代了以意识形态功能为主的青铜礼器。于是，漆器及髹漆家具，就此脱离了单纯的实用器具的范畴，从而达到了一个形而上的哲学与美学高度。

楚国文化特别值得当代漆器与髹漆家具艺术研究人员进行深入探讨。楚国之胁迫于秦、毁灭于秦的历史过程，是在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贵族、知识分子阶层的竭力阻止与忧愤感伤下，毫无异议地预判完成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中国，永远都是创造与推动历史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以屈原为代表的楚离骚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兼具创造与反省两方面的能力，这在楚国的漆器文化中也皆有呈现。

汉承秦制之后，一改秦善战之风，转而提倡楚国礼仪的教化。被压抑了许久的儒家文化最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漆器艺术的发展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时间：西汉至两宋

影响：起居文化由“席地坐卧”变为“垂足而坐”，对漆饰家具影响甚广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西汉末年(公元前8年)以前传入中国，而早于此的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张骞应募出任汉武帝信使，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

笔者认为，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席地坐卧”的起居文化，高楼林立的佛教寺院庙宇，需要配备相应规模的高大制式家具，以宣示佛教的宏伟、秩序、威严、慈祥。当然，彼时戒备森严的皇族以及贵族所居住的琼楼宫殿，在客观也需要高大制式的家具。可以说，是在贵族阶层、知识分子、工匠及众佛教信徒的推广参与之下，中国人的起居文化才最终在公元10世纪以前完成了由“席地坐卧”向“垂足而坐”的转变。

而这一时期的中式榫卯结构髹漆家具由矮小向高大制式转变，自始至终依托的，虽有来自前述多重文化的复合影响，但也从没偏离以儒释道、楚文化为核心的轴线，始终以楚文化的漆饰绘画为外在表征，以儒释道思想为内在体现，反映的是中国人特别是王公贵族与知识分子阶层尊崇礼教等级、追求秩序和谐、坚持独立人格与操守的行事风格。

然而，唐中期以后，最迟从两宋开始，中国古代髹漆家具依随中国人起居习惯的递进，其创作风格，无论是整体的型制结构，亦或是外在的绘画漆饰表现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通过观察天津武清可乐马古代家具博物馆珍存的两宋时期及元代髹漆家具可以发现，其中缺失了许多西汉时期楚文化的高贵。一大原因可能是，唐中期以后，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品格较之其前辈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纵观两宋及至明清时代的古代家具，实际上是一个艺术性与宗教性逐步弱化递减的过程。

时间：两宋之后

影响：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及后世影响，成为两宋之后家具设计的美学基础

儒家学说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便将知识分子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强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的和谐构建，这与屈原以“先导者”为特定的自我角色意识有着高度的统一。而陶渊明的志节，是把逃遁当作人生的浪漫，却也变成了后代知识分子阶层怀才不遇时的迷离选择。随着历史的发展，唐宋时期，陶渊明的艺术价值被知识分子阶层所逐渐认知、认同以及推崇，到了元明清，基本已经确定的崇“陶”效“朱(朱熹，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学术地位与标杆。这是儒家与道家文化相互交织的产物，对后世文人的仕进无路、沦落下层、饮酒隐逸、风流雅趣产生了现实与负面的深远影响。

因此，中国髹漆家具的艺术创作，发展至宋元明清，较之两汉隋唐，无论从内在的精神或是外在的表征，都开始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退步。尽管二者极力维护的仍然都是儒释道的礼乐学说，但是由前所述，两宋时期中国社会混乱、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导致社会资源匮乏，特别是元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废止科举考试七十余年，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报国无门、固穷守节，从而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释道学说更加深入、广泛并贴切地融入到文学、诗歌、戏曲、音乐、绘画以及髹漆家具的创作中去。于是，在一个艺术与宗教弱化的背景下，呈现的依然是难能可贵的多样多彩。

清中期 红漆描金小柜，王世襄旧藏(图片提供：中国嘉德)

清中期 红漆描金小柜，王世襄旧藏(图片提供：中国嘉德)

因此，中国古代髹漆家具在两宋以及明清时期风格的产生，实际上是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政治混乱、军事割据以及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羡慕与向往陶渊明式的牧歌归隐，逃避现实，憧憬美好的田园生活。南宋以及明代的髹漆家具在结构设计与漆饰绘画方面，无时无刻不体现着文人阶层在乱世所秉承的皈依自然、追求恬淡的清高品性。

漆家具之赏与析>>>

唐五代 黑漆嵌螺钿花卉纹经箱

唐五代 黑漆嵌螺钿花卉纹经箱

长35cm，宽12cm，高12.5cm。1978年江苏苏州瑞光塔出土，现藏于苏州市博物馆。

木胎，用合题法镶榫制作。长方形，箱盖盝顶，台座略宽与箱身连接。表面黑漆，经箱上的花纹、图案都用螺细装饰。盖面图案为三朵并连的围花纹，每朵围花由二十多片大小不同贝片线成，中央有镶嵌孔，嵌孔以原砂填地再敷泥金，其上嵌半球形水晶珠。

箱身立墙嵌石榴、花卉图案。台座用须弥座形式，设壶门，壶门内贴嫩芽形图案的木片，上面贴金箔，间以花瓣形贝片图案。盖、身、台座缘镶嵌由花苞形、四瓣花形，鸡心形组成条带，这些装饰既显示镶嵌制作的细谨，又衬托出整体图案的绚丽多姿。经箱使用的贝片厚度，一般为1毫米左右，不论切割较大组成主体图案的贝片，或嵌在边缘的细小贝片，上面都施毛雕。

此经箱制作基本上承袭唐代发达的螺细工艺，它的发现是研究唐代以来中国螺细工艺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南宋 六屉供桌

南宋 六屉供桌

长116cm，宽65cm，高90.5cm。原产于山西永济，可乐马古代家具博物馆馆藏。

此抽屉桌，原饰以黑色漆，几已全部脱落，属于传统的民间风格，推断是12~13世纪的成品。每个抽屉以高浮雕茂密的花草作背景，衬托前方身着宋代服饰的人物。间隔用的次要框材构件皆饰以轮廓分明的剑脊梭线脚，腿柱上低矮的三弯腿立于花形托子上。

顶层抽屉中央有一个方形的莲纹浮雕，中间有一枚银锭，银锭中央安一枚铜钱作为吊牌座，勾挂着原配铁质的吊牌拉手。铜钱上刻着宋徽宗和政年间(公元1111~1117年)字样。中间层的两屉，一具刻男童，一具刻人鱼各自肩上扛着大荷叶。下层的中央抽屉刻有一只象征生生不息的玉兔，显露出传统家族祈求代代相传、增福添寿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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