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的文人意识

《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作者指出：“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是士的中心任务。”余氏的这部著作，更多的是从古代精神文化方面向我们阐述了中国文人与中国文化的这种关系。然而，历史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文化与思想常常包含着对物质生活的种种追求，或者说，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和兴趣，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选取和爱好，同样深刻地反映着人的意识和情感。中国的文人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一方面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人文”桥梁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物质文化方面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明清时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普遍流行并发展到历史高峰的明式家具，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蕴涵在物质中的一种精神升华，是中国文人意识产生的一种伟大艺术。借用一位西方研究者的话说：“中国家具此一伟大艺术”，“依现代美学观点，它们极致的艺术性、手工、设计、造型……至今仍深深震撼着人心”。这正是明式家具给全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和财富。

明式家具作为物质产品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首先从物质构建的形体中传达出一种优秀的传统、思想和审美观念。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遵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至质至美”的艺术传统，因此出现了宋元的青瓷等，成为我国古代民族物质文化中“芙蓉出水”、“妙造自然”之美的典型。由明代中期产生的明式家具，也继承和发扬了这样的文化传统，其造型的纯朴精练、简明生动、不事雕饰，以及强调天然材质美的格调，同样表现出了异曲同工的旨趣，体现了我们民族杰出的文化品质。这种旨趣和品质，正是江南文人长期津津乐道的“以醇古风雅”生活的意识情怀和追求。

丰富的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吴地文人的尚古风气，实是一种文化情操的表达和物化精神的倡导。他们常常集中地表现在“燕衍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等日常生活中，往往显出一种漫不经心和自由自在的情态。他们对所谓“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难绝俗之趣”的生活境界，格外情有独钟，我行我素。在江南文人眼里，生活的格调和行为方式，包括居室的布阵设置和器物用具，一切皆是人生的一种价值趋向，是他们学养、品性、志趣和审美的意识体现，是人格外化的标志。因此，陪伴自己日常起居生活不可缺少的家具，也必求简约、单纯、典雅，努力去表现种种脱俗超然之不凡的形体和式样，甚至对每一件几、榻或桌、椅都要尽量合乎文人生活目标的最高境界，从而取得尽善尽美的造型效果。

明代中叶后，苏城内外及周边的大小城镇，文人的生活更以兴建山水园林为中心，犹似“天堂”般的园林生活环境，进一步陶冶了江南文人的才情和性志，使他们对物质生活中的文化追求更富有使命感，或者说已成为他们满足精神生活需要而感到更加不可疏忽。故时人沈春泽在《长物志》作序中说：“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文氏则唯恐“吴人心手日变”，“将来滥觞不可知者”，便“聊以是编提防之”，写下了《长物志》，让今人也触摸到了古时文人的这份真情实感。

这种对生活“长物”的关爱和主张，乃使明式家具在文人意识的浸润中，溢出了浓浓的书卷气息，使自然物质形态在文人的意识中转换成各种构建的形式语言和理性化了的感性形象，从而体现了文人对其精神的要求和寄托，展示出文人理想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文化特征。“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弟子周公瑕，在他使用的一把紫檀木扶手椅靠背上，曾款刻了一首五言绝句：“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件没有棱角，造型温文尔雅的扶手椅，江南地区称之为“文椅”，是当时文人们喜爱的椅子样式之一，今天看来也仍名实相符。无独有偶，南京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由苏州雷氏捐赠的，制作于万历年间的老花梨书桌，在其一腿足上也刻有“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诗句，也充分地展现了文人家具被安置在“几净窗明”环境中的优雅和风韵。这些都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吴地文人在日常实用家具中所倾注的精神期待。闲情清逸的文人生活，让他们深居养静，不浮躁，无火气。所以，明式家具的艺术风格处处迎合着他们的情意和怡性，造型的“方正古朴”或“古雅精丽”，便产生了独树一帜的形体式样。明式家具不仅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物质形象展现出造型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传达一种合乎自然“至质”的和谐中，给人们一种超然沁心，古朴雅致的审美享受，甚至给文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脱俗和生机。由此，我们不会不领悟到明式家具的这种“古”和“雅”的艺术风格和人文色彩，是在文人倡导的所谓“古制”和“清雅”的文化传统中孕育产生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从美学的意义上讲，是文人对历史传统的审美总结，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光大。